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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 –中国狂士传 完结

作者:孟泽 徐炼

舍去某种天性的差异外,阮籍在人生旅途中,确实表现得比嵇康更娴熟于作为士大夫的艺术。

与嵇康写作的那些切合具体情事的政论文章不同,阮籍的写作是高度哲学化的。

在《通老论》中,阮籍表达了几乎与老子一样的社会观:“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朴,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强国任智:盖优劣之异,厚薄之降也。”最理想的自然是“依道”“仗德”的远古时候,也就是原始的混一无别的泛神论世界,在那里,天人之理,自然之分,治化之体,等等,都是朴素而浑然融洽的,生命也是天然的圆满的。最不幸的是“任智”的时代,开化了的时代,也就是说,最多地发展了人的心智并且以人的心智(而不是神道的意志)来管理国家、料理人事时,便会使人的自私、丑恶和攻击性达到顶峰。

出于相同的构思,阮籍在《通易论》《乐论》中更多地发挥了关于“绝对人生”的论辩。《易经》是“变”的哲学,“顺天地,序万物,故万物莫不一也。阴阳性生,性故有刚柔,刚柔情生,情故有爱恶,爱恶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见。八卦居方以正性,蓍龟圆通以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义以定性。仁义有偶而祸福分,是故圣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阴阳之适,别刚柔之节。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这一类的叙述是辩证而神秘的,最后的结论无非是“道可道非常道”,在理性的范围内,它们并不留下什么准则,真正的理解来源于某种与作者相同的直觉和经验。接下来的推衍就是一种很现实的立论了,阮籍认为:明察天道的人是无所欲求的,审悉人之德行的人是从不忧虑的,处上的人不应该欺凌居下,居下的人不应该触犯富贵者,明乎自然则安于自然,这就是天道人道的结合,也就是“顺天地、序万物”的自然法则在人世间的印证。

阮籍说:“由此观子,易以通矣”,即真正知道了《易经》的奥义。以此看来,人生最大的罪孽——不合天道物理的罪孽就是不安分地用智用心与行动。

在《达庄论》中,阮籍的理想阐述得更明确:“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循其宜,心气平治,消息不亏。是以广成子处崆峒之山以入无穷之门,轩辕登昆仑之阜而遗玄珠之根,此则潜身者易以为活,而离本者难与永存也。”阮籍以对话的口气探讨人世间的不变之道,其实,他是在尽量地说服和反省着自己,为生存的妥协寻找立足的依据,寻找哲学的指称。他舍弃那种不达于命、汲汲于功利的缙绅好事之徒的生活方式,而希望“抚琴容与、怅然而无乐、愀然而归白素”的自在人生。

《大人先生传》是阮籍最出色的自状。据说,是他拜访孙登双双长啸之后写成的,“大人先生”的原型就是孙登。

“大人先生”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反过来就是“以一步为万里,以一朝为千岁”,瞬间觉悟永恒,滴水照澈宇宙),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与造化相推移”,这是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人,与天地相始终,无思无欲。

阮籍力求通达于自然生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