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九年（1514年），唐寅45岁时，接受了宁王朱宸濠邀请他到南昌宁王府当幕宾的聘礼。而同时，年岁与他相等的文征明拒绝了与此同样的邀请。

在这以前，唐寅已经在这样的心态中度过了他的不惑之年：“鱼羹道衲水云身，弹指流年了四旬。善亦懒为何况恶？富非所望岂忧贫？”“随缘冷暖开怀酒，懒算输赢信手棋。七尺形骸一丘土，任他评论是和非。”是什么东西能让早已表示勘破玄关、心如止水的弘治朝解元决心再度置身名利场中呢？

朱宸濠的高祖、第一代宁王朱权是一位艺术家和鉴赏家，是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太和正音谱》的作者，一生注纂了几十种古籍。而当代宁王朱宸濠在江南又颇有好贤之名。这一些，在唐寅斟酌去就的时候，大概是不会不知道的。再者，对于正当盛年的唐寅，我们又真能看透他那仿佛有如死水的心灵吗？桃花庵别业中的大叫恸哭，果真能埋葬当年近在眼前的月宫折桂的梦想吗？南昌之行正像在公开着这些隐秘的真实答案。

但唐寅进入南昌不到半年，就怀着比入幕时急切十倍的情绪要赋归了。他开始使出当年跟张灵唱“莲花落”乞讨时的伎俩，使酒骂座，佯癫诈痴，使宁王很快产生了正好为他所期待的反感。

我们可怜的主人公大概注定要一辈子维持这种形象：貌若癫狂而心明如镜。使得唐寅霍然清醒的原因既简单又残酷：极其明显的迹象表明，第四代宁王有图谋不轨的“异志”。恐怕不会有其他的原因能让他在这次最后的机运中如此心甘情愿地急流勇退。他一生最后的用世热情，究竟没有超出对一个人间最可怕的罪名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