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不死于“谏”，不死于“战”，而是苦闷与虚静中的自杀。

他并不害怕被处死。

被捕后，经他的朋友马经伦等多方奔走活动，认为李贽的罪名多少有些“莫须有”的成分，负责审理李贽的镇抚司建议押解回籍。根据成例，这种惩罚实际上是假释，但必须接受当地政府的监督。李贽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便死，回去干什么？”他不想回籍，他已经近40年没有到过家乡。他认为，承担血缘家族的种种道义责任，便不能作自己的独立思考，便不能摆脱地方官宦缙绅间的繁文缛节，徒增迫害与烦恼，简直像受罪。

为此，他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在外面悠悠终岁。

李贽早就考虑过死，尽管这不合乎圣人“未生死、焉知死”的古训，但不论怎样死法，他都觉得死并不比生更难受。

在给侍郎周思敬的信里，他说：“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

当有人以“大坏风化”的罪名扬言要把他逐出湖北麻城时，他本来已接到刘东星的邀请，拟赴上党，却因此改变主意，等待巡道治罪，不愿违“命”他往。他说：“平时所贵的是无事，也不回避多事。贵无事，所以辞官辞家，避地避世，孤孤独独，穷卧山谷。不回避多事，所以宁可屈死，也不侥幸求生。宁可饿着肚子坚持自己的准则，也不苟求温饱。无事固然是本心，多事也正好借事度日。”他还说：“有人想把他逐出麻城，不知他并不怕死，因为人生只有一个死，而没有两个死，所以他可杀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

与此类似的关于荣辱生死的洞照与表白，李贽的著作中比比皆是。

问题的关键也许正在这里，李贽在被捕前一个月甚至更早就在安排自己“清净”的死：

“春来多病，急欲辞世，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予最幸事，尔等不可不知重也。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宽五尺，深至六尺即止，⋯⋯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