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哲学上的贡献首先在于他重又把“生活世界”（Lebenswelt）作为了哲学的主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曾一度成为青年黑格尔派，为黑格尔那种近乎完美的宏大叙事结构的魅力所吸引，但马克思很快发现，黑格尔哲学中的那种充满革命的辩证法却为他的致命的保守体系所吞噬。而从本体论的角度看，黑格尔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仅看作是他的绝对理念（“世界精神”）得以外化的要素与环节，它们仅仅是绝对理念再现其自身的“现象”。马克思说，黑格尔这种被颠倒了的辩证法无法解释更无法解决人类社会所面对的诸多根本问题，逐渐地，马克思在考察了许多令人费解的现实现象（如林木盗窃案）之后认识到，一个理论如果不能解释现实更不能解决问题，哪怕是再好的理论体系也是无用的，守在象牙塔里沉溺于构造孤芳自赏的体系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1841年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马克思恩格斯感到兴奋，似乎找到了用以解释生活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① 也许马克思天然就不是也不可能成为费尔巴哈派，因为马克思很快感觉到，作为费尔巴哈理论中之关键词的“异化”和“爱”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人类生活的本质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不公正现象，马克思又一次陷入苦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试着用自己的理论与话语研究劳动异化的著作，其核心词是劳动、外化、对象化、异化、本质力量，② 其理论旨趣在于基于生活问题分析之上的哲学提升与概括。之后，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对多年来曾一度崇拜、怀疑、批判过的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进行总结，对自己的哲学主张与他们的关系进行严肃认真的清理。作为这一工作之成果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以及稍晚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已基本上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哲学精神和风格：社会实践是它的理论基石，革命与批判是它的优秀品格，建立一个真正的属人世界是它的最终目标。马克思哲学既是分析的又是规范的，分析的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规范的体现了马克思的价值立场，马克思做到了伦理动机与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

马克思哲学无论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当时，还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的100多年的岁月里，马克思哲学的不可替代性是公认的，在马克思逝世120周年之后的今天，人们感到，马克思与马克思哲学依然在场，不但马克思当时曾用辩护与批判的眼光所对待的现代性及其社会后果逐渐地暴露出来，① 而且马克思用以分析人类本质与资本主义的那种极具穿透力的哲学方法、话语系统依然有它的效用。这说明什么？

它说明，哲学是植根于生活深处的理论自觉，只有当它提供了属于它那个时代的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根本问题的哲学解说时，只有当它解说的问题依然在场，也只有它用以解说问题的理论、范畴依然有效的时候，它的哲学才会以新时代的形式存在着。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218页。

 ②晏辉：《马克思的对象化理论与人的本体论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①马克思从未使用过“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但这绝非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没有研究，相反，马克思使用了内容更丰富、更富社会意义的“资本主义”概念，它意味着市场经济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组织方式，更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仅用来指称一种商品交换关系的高度发展形态，还指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社会关系。但包括法国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对“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有些顾虑。“‘资本主义’这个字眼不论如何声名狼藉，还得使用，最大的理由就是人们毕竟没有找出替代它的词汇⋯⋯该词最大的弊病在于，当今的现实生活赋予了它另外的意思。”（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第31页）同样，马克思也没有使用过“现代性”这样极具后现代色彩的范畴，但马克思却提供了似乎超越时空的关于现代性之根源、性征以及解决路径的真知灼见。

在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问题的时候，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依然有它的效用。实践不只是一个概念问题，更是一种明确的哲学理念，它决定着哲学应该用何种形态的理论基石去统摄它作为理论把握世界的方式所形成的概念、话语和理论系统。实践既是人类创设存在并追问存在的基本方式，又是哲学用以把握这种方式的理论抽象。

在当代语境之下，实践主要分成生产实践、交往实践和生活实践三种类型。生产实践主要处理人与自然（主客体间）的关系，交往实践主要处理人与人（主体间）的关系，生活实践主要处理人与消费对象的关系，生活实践不是独立的，大多与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相关。从终极目的看，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都是为着人的生活服务的，均构成了生活的前提与条件。在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的具体关系中，从现实的运作看，主客体间关系中介于、决定于主体间关系，无论是主客体间的自然生态还是主体间的人文生态均决定于主体间性之上的人的做人方式，生态危机的本质乃是做人的方式成了问题，由此所造成的诸多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似已昭然若揭。

经济全球化原本是由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组织方式被普遍采用的直接结果，它是劳动力、资本、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但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却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而具有了政治的和文化的涵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组织方式的代价方式与全球化的后果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现代化支撑下的整个生活世界图景。这是一个怎样的生活世界呢？

开始于近代的现代化运动，使人们找到了一种提升活动效率的方式，这就是作为原发动力的需要体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科学技术，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体系。缺少了这三个必要的因素，现代化运动便很难发动起来。与前市场经济、前现代社会相比，市场经济在把前现代社会以权力和地位作为轴心的社会运作模式转变为以机器、资本和技术为轴心的社会运作模式，同时也把先前的人对人的依赖的交往方式转变成了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相对独立性的交往方式。实践证明，以市场经济为平台，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以需要体系为动力的现代化运动，使现代化国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但也造成了难以化解的价值问题。

首先，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独立后的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便成了首要的任务。可供它们选择和借鉴的模式便是西方先发国家及其推行了二百余年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给经济全球化准备了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不断扩展其空间，二是后发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渴望。于是，后发国家便纷纷引进西方先发国家的设备、机器、科学、技术、管理模式甚至教育模式。这就给资本、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运作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为西方先发国家借着这种经济的话语权力而推行其文化类型及其价值观创造了条件。继军事帝国主义之后出现了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对这种经济殖民和文化殖民我们尽可以采取文化宽容的态度，但其底线应以不伤害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文化权力为准。而事实上，经济全球化正在或已经引发了经济矛盾和文化冲突。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人性与文化冲突的集中表现。每个民族的人们都在其预先给定的自然条件下形成了适合于其民族本身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用以统摄这些方式的精神符号系统。如果为着追求经济的利益而以牺牲本民族的精神特质为代价，其成本—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值得考虑的。其更为深层的问题则在于，基于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游戏规则的普遍化是否一定需要文化一体化作支持？

其次，人有一种极容易走向误区的思维范式，这就是在移植或引进某种东西的时候，总是从为我性或利我性出发，发现或寻找于我有利的价值，而于自觉与不自觉中躲避、掩盖甚或否认不利的东西，从而产生一种幻觉，似乎这种被引进的东西可以解决一切。其实，任何一种东西包括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在内，在给人们带来某种价值的同时，也把代价呈现给人们了。

再次，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人们所能够找到的提高活动效率的最有效的经济组织方式。市场经济的人文价值在于，把各种经济主体置于一个平等交易的语境，至少在形式上为每个经济主体提供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和平等交易的游戏规则。借助于国内国际市场，把本来没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极大地扩展了个人的活动领域，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信息化和网络化为知识、技术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平台。基于经济联系之上的广泛的社会联系把整个地球上的人们联为一体，极大地缩短了人们的交往空间，空间距离似乎已不再成为密切交往的障碍。但市场经济似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代价方式，这种代价方式具有负面的人文效应。其一，基于奢侈和虚荣之上的需求体系超出了必要需要所设定的边界。人始终是一个有限的存在物，由此决定人的需要也必定是有限的。但作为需要之主观表达形式的需求意识却是无限的，它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生发出许多或许实际上根本不需要的需要来。人的生存、享受与发展必须合乎自然的限度。这种限度，一是自身的自然，即自身需要的量与质。自身能力的量与质，这是人能够发展、如何发展、发展到何种程度的内在尺度。二是自然的自然，它限定了人的活动范围、方式和程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人能够生存、享受和发展的最为原初的同时也是最后的尺度与界限。超出了自然规定给人的限度，必然受到惩罚。市场经济为人的活动超出自然规定给人的界限以一种动力机制。在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是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生产与需要之间具有直接对等性，需要的简单化与日常化规定了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效率；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是为他人而生产，进一步说是为获取收益最大化而生产，W—G—W的交换模式为G—W—G′交换模式所替代，在生产与需要之间生成了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分配与交换。建立在分工与交换基础上的交易行为的普遍化直接造成了货币符号化和社会化。交换物的使用价值要通过货币来公度，交换物的价值要通过货币来体现。货币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超越了商品的差异，变成了可以兑换一切的价值物。积累货币就意味着积累财富和享受，于是，需要便以观念的、符号的形式被累积起来，并给人的需要以无限遐想的空间，使原本有限的、合理的需要朝着无边无际的方向发展，奢侈的、无度的、虚荣的需要逐渐生发出来。市场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它始终处于节约与浪费之中。“经济”一词的日常语言形式就是“节约”。效率范畴表现在结果和要素上就是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表现在过程和社会上就是时间的节约。而作为要素成本和时间成本之节约的表现形式必然、必须是产品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升。但要把这种增加和提升转化为收益，必须通过消费者大量消费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通常并非供应不足而是过量，要把这些过量的产品消费掉就必须有过量的需要，于是用于刺激消费的各种刺激形式便应运而生，商品广告是最为直接的一种。其目的在于刺激人们的各种消费欲望，在合理需要之上创设诸多时尚需要。时尚需要的特点在于时髦，在于某种“个性”的张扬，它一般都是转瞬即逝的，它不是流动式的而是跳跃式的，引领时尚新潮流是每一个生产厂家的梦想。时尚需要带有一种自发的话语权威，不论你是否愿意，是否需要，你总被各种时尚压迫着、包围着。追求收益、刺激消费是市场经济的两种不可阻挡的惯性，这种惯性使你来不及考虑需要的合理界限和合理的满足方式，人变成了生产和消费的机器，是为生产而生产，为消费而消费。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既是节约经济更是浪费经济。其二，需要体系的平面化。现代化过程是一种物质主义的过程，又是世俗化的过程，它把人们原本立体的需要变成平面化的需要体系。信、知、情、意的需要被压缩或还原为可计量、可视见的物质需要。商品拜物教代替了原始的宗教，对宗教对象的虔诚、热情和激情转变成了对商品、货币和消费的强烈追求。信仰危机、认同危机、意义危机随之而来。其三，科学逻辑与价值逻辑的背离。科学技术是人类提高活动效率的基本手段。近代以来，“知识就是力量”的理念、科学技术既可以分解一切又可以合成一切的实际功效，强劲地支持着“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幻想。实际上，科学与技术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有效方式，是一种知识体系和设置体系。作为一种设置体系，它是在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之间完成的一种资源配置，旨在追求于人有利的过程与结果。但科学技术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比如转基因技术，特别是当把这种目前最主要的生物技术成果应用到人自身的时候，其后果是难以预测的，何况它还有被滥用的可能。因此，应在科学逻辑的发展中辅之以价值逻辑，价值逻辑的主体应依照自然、人类、群体、组织和个人的序列排列。 

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思想家用以把握现代化以来的诸多“拔根”现象的理论研究，又是人们渴望摆脱因解构传统带来的日益增多的风险而过一种属人生活的努力。法国女哲学家西蒙•薇依把人类曾植根于生活土壤深处的义务、责任、安全、自由、荣誉等清除到生活视域之外的做法称之为“拔根”，像秩序、服从、平等、惩罚、言论自由、私有财产、集体财产、真理这样的东西，乃是人的灵魂的各种需要，“扎根（enracinement）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一个人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某一集体的生存而拥有一个根，这集体活生生地保守着一些过去的宝藏和对未来的预感。每个人都需要拥有多重的根。每个人都需要，以他作为自然成员的环境为中介，接受其道德、理智、灵性生命的几乎全部内容”。① 现代化以来，人类愈来愈处在“拔根”状态：由于军事征服造成的，对于臣服的人民来说，“拔根”状态便是致命的疾病；金钱和经济的支配的力量也会强加一种外来的异在影响，激发起“拔根”状态的疾病；一个国家的内部社会关系也能成为引起“拔根”状态的非常危险的因素，有“两种毒药使这一疾病蔓延开来”：一是金钱。“金钱渗透到哪里，就毁坏了哪里的根，用赢利的欲望替换掉所有的动机。金钱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欲望带向各种其他的动机，因为绝不需要太多的努力，人们就能注意到它。”① 二是教育。“拔根状态的第二个因素乃是如今为我们所接受的这样一种教育：在教育的背景上是这样一种文化：它在非常狭窄的环境中得到发展，与世界相分离，一种很大程度上以技术及技术所产生的影响为取向的文化，极富实用主义色彩，因专业化而极端破碎，同时既丧失了与这一世界的接触又丧失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径”；为学习而学习的愿望，即追求真理的愿望已变得非常罕见，人们是在如此封闭、有缺陷、对真理漠然无视的环境下培养起来的。

在生活的内容上，人们创造了大量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资料，然而却感觉不到快乐与幸福；生活变成例行公事式的消费，来不及歇下脚来去体味和享受生活，更何况在忙碌的岁月里，未能培养起感悟生活真谛、享受生活乐趣的能力；文化大众化的结果是越来越丢掉了高雅文化和优雅生活，文化变得庸俗化甚至粗俗化。精神生活及其危机将成为新千年的核心问题。

全球化在给人们创造日益广阔的活动空间的同时，也把人们带进一个风险社会。如何看待风险社会的来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把风险社会的来临视为“自反性现代化”的结果：“工业社会被淘汰的另一方面是风险社会的出现。这个概念指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越来越多地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② “制度毁于其自身的成功”（孟德斯鸠）。现代化在其自身的发展中抽掉了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可怕的是推行现代化的人们对此却浑然不觉，“风险社会不是政治争论中的可以选择或拒斥的选项。它出现在对其自身的影响和威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自主性现代化过程的延续性中。后者暗中累积并产生威胁，对现代社会的根基产生异议并最终破坏现代社会的根基”。①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科学技术（如转基因技术的滥用）可能使人类走上一条不归之路；全球化使信息极不对称，风险成本成倍增加；在全球范围内，现代性使人们的生活卷进一个不知后果的实验场，“现代性的全球性实验与现代制度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相互交叉、相互影响。与不确定的时空扩展交织在一起的不仅有地方社区而且有私人生活中的细节和自我。我们都困在各种实验之中；笼统地说，这些实验的结果与影响人类整体的因素一样不确定”。②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在广度和速度方面都与前现代社会以及现代社会的早期阶段不同，其问题一如知识的爆炸那样，以几何级数的形式生成着、影响着，研究与人的生存与发展相关的问题，已成了哲学无法逃避的事情。确立问题意识、开展问题哲学研究，除了前提的考察之外，更为迫切的事情则在于做一些卓有成效的专题研究，这是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根本出路。问题意识与问题哲学将成为现代哲学的主流形态。

（原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