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法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布劳代尔在《资本主义动力》一书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布劳代尔认为，马克思没有使用“市场经济”而是使用了“资本主义”，这绝不是由于马克思的智慧所限而未能发现或发明“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因为那时“市场经济”尚未成为一个普遍使用的范畴。而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却有两个优势：第一，可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第二，可以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作出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评价，这恰好实现了马克思所一直坚持的科学分析与伦理动机的统一。还有，市场经济着眼于以市场为导向而进行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资本主义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设置，其含义与复杂性远远超出了经济的意义。

 ②[英]爱德华•B.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31页。

资本原始积累：世俗合理性与历史合理性

作为过程而存在的劳动分离与异化

1.资本的运行是劳动本身与劳动结果的分离过程


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劳动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是揭示人之活动秘密的一把钥匙。劳动是人的一种品质，但又不仅是一种品质，它还是一种能力。借助于劳动这种品质与能力，人创造出了一个属人的世界。在人类学范式的视野内，劳动原本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造成了两种对象性关系：一是人与其产品之间的印证关系；二是人与人之间通过满足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认同与证明关系。你作为人同我的产品有一种关系，你需要我的产品，因此，我的产品对你来说是作为你的愿望和你的意志的对象而存在的。但是，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对我的产品来说却是软弱无力的需要、愿望和意志。换句话说，你的人的本质，也就是同我的产品有必然内在联系的这种本质，并不是你支配这种产品的权力，并不是你对这种产品的所有权，因为我的产品所承认的不是人的本质的特性，也不是人的本质的权力。相反，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是使你依赖于我的纽带，因为它们使你依赖于我的产品。这实际上是一个悖论：每个人都是片面的，每个人都面临着依靠其自身无论如何都无法解决的矛盾：需要的多样性与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合作是每个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合作除了能够产生合作剩余之外，还能相互提供各自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便是产品。而一旦产品成为连接两个人的中介或纽带时，就存有产品是目的而把产品生产者视为手段的危险。这时，我们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片面者因而需要相互合作和相互支撑而发生关系，而是为了谋得你的产品而发生关系。因此，我们彼此把自己的产品看作是一个人支配另一个人而且也支配自己的权力，这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产品顽强地不服从我们自己，它似乎是我们的财产，但事实上我们是它的财产。我们自己被排斥于真正的财产之外，因为我们的财产排斥他人。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的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我们不懂得人的语言了，而且它已经无效了；它被一方看成并理解为请求、哀诉，从而被看成屈辱，所以使用它时就带有羞耻和被唾弃的感情⋯⋯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① 在异化的环境里，劳动作为基础或前提性的活动，丧失了它的人性的、美的、伦理的意义，它仅仅变成了人们进行谋生的手段。当人们使用或消费我的产品时，唯一能够感觉到的或记得起的是我的产品给他带来的快感、愉悦，仅此而已。我的个性留存于产品中的印记早已在交换的过程中被清除掉了。我可以自娱自乐地玩味我的产品映现给我的个性、我个性的特点，但仅仅是孤芳自赏。当我不能从我的产品的使用者或消费者那里得到肯定和赞美时，劳动及劳动产品的人性、美学、伦理意义便不能通过社会的形式得以完成，人与人之间的认同与赞美已不再可能。人与人之间原本可以指望借助于善的、五光十色的产品而完成人性的沟通、意义的交流，而今，恰恰由于产品横亘于我们之间，才使得我们相互见面却无法照面，我们都变成了符号：产品的生产者和产品的消费者，仅此而已。个性、个性的特点已被抹平，我们都变成了生产者一般和消费者一般。人们只注意那些光怪陆离、千姿百态的商品，既无心思也无能力体悟那些浸透在商品中的商品生产者的智慧和艰辛，只有当人们去领略文化遗存时才少许有这样的感觉。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失去了原始的意义，从而也使人们置身于一个没有自由并试图逃避的“荒谬世界”。劳动产品与劳动者不再是证明、反观、印证关系，而是制约和统治关系；在此基础上，劳动过程、劳动资料、劳动者与人性之间（个人与类之间）均变成了非人的关系。马克思的这种分析与结论并非主观想象，也并非一种主观价值判断，它是通过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来实现的，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2.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社会关系的物化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108页。

 ①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2月版，第197—198页。

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迁移如何可能？

市场经济为实现自由、平等、所有权和个人利益提供着更多的基础和环境。人类无论以何种方式组成社会，也无论采取何种样式的技术手段和经济组织方式，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每个人总以一定的方式占有社会权力，也即占有社会提供给人们的可配置性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黑格尔以市民社会的概念描述了市场经济状态下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为各种需要的总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人性的混合体来说，他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但是特殊的人在本质上是同另一些这种特殊相关的，所以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这一普遍的形式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在市民社会里，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由于特殊性必然以普遍性为其条件，所以整个市民社会是中介的基地；在这一基地上，一切癖性、一切秉性、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又在这一基地上一切激情的巨浪，汹涌澎湃，它们仅仅受到向它们放射光芒的理性的节制。受到普遍性限制的特殊性是衡量一切特殊性是否促进它的福利的唯一尺度。”① 马克思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产品采取交换价值的形式与先前的社会形态以及未来的社会形态关联起来考察“交换价值”的合理性。“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① 以交换价值为主要形态的市场经济历史合理性就在于，它打破了人们原有的狭小的生产、交往和生活的界限，而使人们走进一个全面交往和联系的社会状态，为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经济组织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极为广泛的分工与协作的空间。交换与分工互为条件。因为每个人为自己劳动，而他的产品并不为他自己使用，所以他自然要进行交换，这不仅是为了参加总的生产能力，而且是为了把自己的产品变成自己的生活资料。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诚然以生产者相互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社会分工的统一和相互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普遍的需求和供给相互产生的压力，促使毫不相干的人发生联系。对此，马克思不无肯定地说，“平衡代替了实际的共同性和普遍性。”人们说过并且还会说，美好和伟大之处，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相互独立和毫不相干为前提的联系即物质和精神的新陈代谢上。“毫无疑问，这种物的关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人们还处于创造自己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这是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② 交换价值蕴含着向高级社会阶段跃迁的条件与基础，这就是劳动之美学意义和伦理意义的回归，以及由剩余劳动造成的剩余时间的产生，时间具有了人类学意义。

首先，劳动时间是商品与货币的基础。“特殊商品同货币相交换的比例，即一定的商品量可以转化的货币量，决定于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作为一定的劳动时间的体现，商品是交换价值；在货币上，商品所代表的劳动时间份额，不仅被计量，而且包含在它的一般的、符合概念的、可以转换的形式中。”① 亚当•斯密说，劳动时间是用来购买商品的最初的货币。在非交换的场合下，凝聚在产品中的劳动是被感受的、体验的，而不是计量的，劳动及其产品都以独一无二的形式存在着，作为劳动之结果的产品似乎不是产品，而类似于工艺品，因为它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劳动者生产其产品时的心智特征似乎从其产品中依稀可见，产品的使用者在享用时总是赞叹生产者的高超技艺和劳动艰辛。因此，工艺品是创造出来的，而不单纯是生产的过程。即便普遍交换的背景下，劳动，按其本质说是不能通约的，劳动只能相似而不能相同。不同类型、不同质的劳动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如果非要进行比较的话，唯一的途径也只能在于用劳动的自然形式即过程的流动即时间作为标尺，用劳动时间比较劳动乃是比较劳动的一种强制形式，而只有人们非得进行交换时，劳动的比较才成为必然和必需。“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只是以活劳动的形式存在着。从劳动时间本身可以交换（本身是商品）来说，它不仅在量上被规定了，而且在质上也被规定了，并且，不仅在量上不相同，而且在质上也不相同；它绝不是一般的、自我等同的劳动时间；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同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不相符合，正像特殊的商品和产品同作为客体的劳动时间不相符合一样。”① 当同类物品被批量制造出来，其间几无差别时，工艺的性质就消失了，产品的个性被磨平，留存下来的只是一个消费品而已。这就是交换价值成为主流形态的商品社会的本真状态。它虽然抹去了凝结在产品中的劳动者的个性、思维和艰辛，但它却把劳动时间置于前所未有的核心的位置。“与劳动时间不同的货币的必然性，正是由于下述原因产生的：一定量的劳动时间不应当表现在自己直接的和特殊的产品上，而应当表现在某种间接的和一般的产品上，即表现在与含有同一劳动时间的其他一切产品相等和可以兑换的那种特殊商品上；——这种劳动时间不是包含在一种商品中，而是同时包含在一切商品中，因而包含在代表其他一切商品的一种特殊商品中。”② 这种特殊商品就是货币。但劳动时间本身不能直接成为货币，换句话说，这等于要求每个商品应当成为它自己的货币。正因为劳动时间实际上始终只是存在于特殊产品中：作为一般对象，劳动时间只能象征性地存在，它恰好又存在于成为货币的那种特殊商品中。劳动时间并不是以一般的、与商品的自然特性相脱离和相分离的交换对象而存在。然而，要直接实现货币的条件，劳动时间又必须作为这样的交换对象而存在。正是劳动——交换价值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一般性即社会性的物化，使劳动的产品成为交换价值，使商品具有货币的属性，而这种属性又意味着有一个独立存在于商品之外的货币主体。劳动时间、商品、货币是不同类型的存在，其间包含着矛盾，而这种矛盾恰是通过劳动时间被物化为商品和货币来解决的。一定的劳动时间物化在具有特殊属性并与需求发生特殊关系的一定的特殊商品中；而作为交换价值，劳动时间必须物化在这样一种商品中，这种商品只表现劳动时间的份额或数量而同劳动的自然属性无关，因而可以变形为——即交换成——体现着同一劳动时间的其他任何商品。这是一个悖论：劳动时间要实现其自身必须通过商品和货币，而一旦采取后两种形式，劳动时间的意义就被遮蔽了，它只有通过遮蔽的形式才能显现其自身。但劳动时间的核心地位并未取消。

其次，资本具有双重功能：扩大所使用的活劳动和缩小必要劳动。劳动时间、商品、货币之间的矛盾本身包含着解决其自身的契机，这就是劳动在资本的运行下被分割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劳动时间被划分为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商品的普遍化亦即交换价值的确立又为使劳动还原其原初意义创造了条件。

“因为剩余劳动或剩余时间是资本的前提，所以资本是建立在下面这样的基本前提上的：在维持个人和繁殖后代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还有一个余额⋯⋯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要劳动时间在减少，因而剩余时间在增加。”① “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剩余时间有两种涵义：一是作为工作日中我们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那部分以外的余额而存在的；二是作为同时并存的工作日的增加而存在的，这是由于劳动力的数量的增加而带来的工作日数量的增加。而资本本身就蕴藏着增加剩余劳动的趋势。“我们已经看到，资本的规律是创造剩余劳动，即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本只有推动必要劳动同工人进行交换，才能做到这一点。由此产生了资本要尽量多地创造劳动的趋势；同样也产生了资本要把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趋势。”② 由于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购买劳动力即可变资本那部分，因此，在不变资本已经给定的情况下，减少必要劳动、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了增加剩余价值的关键。资本的趋势是既要使人的劳动过剩，又要使人的劳动无限增加。价值只是物化劳动，而剩余价值只是超过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部分物化劳动而形成的余额。这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社会劳动与剩余时间的性质与状况。要使人的劳动的原初意义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并使剩余劳动时间真正具有人类学意义，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从而使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才有可能。

再次，共同劳动与人类学意义的社会时间。劳动意义的回归以及剩余时间的合理使用，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造成劳动异化和剩余时间滥用的前提的彻底改造。在私有制和交换价值为主要形态的商品社会里，劳动首先是私人劳动，而要使他的个别的、特殊的私人劳动对他来说具有意义，成为他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的基础，就必须使他的私人劳动一般化，亦即商品化和货币化；必须首先造成对自己来说是异己的物的依赖性，才能使自己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而存在。这是一个矛盾：如果用不着以商品、货币和交换价值为媒介就可实现交换，那就得取消造成资本之基本矛盾的前提：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以及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私有制。要想使单个人的劳动同时也使他的产品直接成为货币，成为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那就等于把它直接规定为一般劳动，这就恰好否定了使劳动必须成为货币和交换价值并依赖于私人交换的那些条件。使单个人的劳动直接成为货币的要求，只有在这种要求不再能够提出来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满足。即是说，只有当社会统一组织、分配和使用个体的劳动，而每个人不再亲自以货币和交换价值为媒介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时候，人的全面需要和全面发展才有可能，劳动和社会时间也才会真正显现它的人学价值。“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然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像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的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① 说到底，要使劳动回归美学的和伦理学的意义，并使社会时间具有人类价值，就必须重构一种使其可能的社会设置，一种制度安排和资源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社会设置。

可以说，马克思能够在一百多年前非常敏锐地体察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它的经济组织形式）包含的内在矛盾，且非常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内在地蕴藏着的解决自身矛盾的条件与可能，关于社会时间的人类学审视更具有前瞻性。资本主义就如同一块银币的两面，当它用血与火的文字书写它的带有几分残暴、掠夺、剥削的历史的同时，也把整个人类推进到了建立全面联系从而蕴含着人的全面需要和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空间。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114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118页。

 ②同上，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