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教授的小说写得很好。美国夏志清先生的《现代中国小说史》用笔非常吝啬，可是给了吴组缃专章的论述，认为其作品观察敏锐，简洁清晰，是“左翼作家中最优秀的农村小说家”，甚至设想如果换一种环境，吴是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作家”的。1978年我还在读研究生，看到夏的评论，很新奇，就找吴先生的作品来看，果然功力深厚，笔法老辣，很是佩服。一次在王瑶先生家里聆教，王说吴组缃不但小说写得好，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往往眼光独具，比如吴先生对茅盾《春蚕》的评价，认为老通宝这个人物塑造有破绽，虽然结论可以讨论，但其评论完全是从生活实际出发的，令人信服。据说北大中文系曾经邀请茅盾来系里讲学，茅盾说“吴组缃讲我的小说比我自己讲要强，不用去讲了”。我开始注意吴先生，在王瑶家里也有过一两次照面，印象中的吴先生是很傲气的，我听着他们说话，自然也不敢插嘴。倒是听过先生的一次课，是讲《红楼梦》的，在西门化学楼教室。来听课的人很多，坐不下，过道都挤满了，有人有意见，希望外来“蹭课”的把位子让一让，吴先生说没有必要，北大的传统就是容许自由听课。吴先生几乎不看稿子（只有一片纸），也没有什么理论架构，可是分析红楼人物头头是道，新意迭出。我们都慨叹：小说家讲小说又是另外一道风景！

真正与吴组缃教授有正面接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上。那是1987年春，在五院二楼总支会议室，除了导师王瑶，参与答辩的有吕德申、钱中文、樊骏和吴组缃等先生，都是文学史或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大家。王瑶先生叼着烟斗，三言两语介绍了我的学习情况，接着我就做研究陈述，说明是如何思考《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这一选题的。不料还没有等进入下一程序，吴组缃教授就发言了。大意是作家写作不会考虑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论文写这些东西的意思不是很大。吴先生就是这样不给“面子”。我一下子“傻了”：这等于是当头一炮，把题目都给否了嘛。我非常泄气。王瑶作为导师，自然要“辩护”几句，我都没有听进去，晕头晕脑出去等消息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进去等待判决。想不到论文居然通过了，还得到很好的评价。后来听说，吴先生表示他其实并没有细看我的论文，不过临时翻了翻，听了诸位的介绍，觉得还是可以的，又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这就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吧。不过事后想想，吴先生的批判不是没有道理的。研究思潮、理论，必须切合创作实际，否则可能就是无聊的理论“滚动”，“意思”的确不大。多少年后，我都记着答辩的那一身“冷汗”，让我学到许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