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鲁迅与佛教这个题目似乎还少有关注。其实鲁迅的一生与佛教还是很有些关系的，这里不妨列举一些资料和事实来看看。

鲁迅一生下来便与佛教发生联系：他的父亲怕他养不大，便领他到长庆寺拜主持和尚龙师父为师，取法名叫长庚。周家是该寺院的护法，幼年鲁迅常到寺里游玩，从小就多少受到佛教文化的熏染。鲁迅在逝世前不久写下的《我的第一个师父》中，曾以怀旧的笔触回顾孩提时代与佛教的接触，作者笔下的和尚师父是颇有“人间味”的。

鲁迅在日本求学时，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有过认真的思索，有些观点很独特。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并不把佛教等宗教当作封建迷信来反对，而认为人有“形而上之需求”，“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何悲于震旦，而汲汲灭其法？”在鲁迅当时心目中，宗教和文艺都有“正信”的作用，可以美善国民精神。也许正因为此，鲁迅筹办《新生》杂志时，还约请过半僧半佛的浪漫文人苏曼殊。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复辟，鲁迅非常失望，遂大读佛典。这是鲁迅一生中与佛教关系最密的时期。查鲁迅日记，1914年前后有许多借阅和购买佛书的记录，如《小乘经论》、《华僧著录》等大部头佛典，鲁迅都不惜财力购下。鲁迅还自费托金陵刻经处刻印过《百喻经》100部为母祝寿。除了苦读佛经，鲁迅还看古书，抄古碑，照他自己所说，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驱除内心的痛苦与寂寞。鲁迅对他的好友许寿裳说过：“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鲁迅显然深沉地领略和思索过佛教所提示的种种人生问题，这些形而上的思考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或协调了他在现实中的失意与苦闷，让生命在绝望中暂归宁静，冀以保存复苏。

但鲁迅毕竟是战士，他再读佛经也未必超离现实，皈依佛门。一当《新青年》的同人约他出阵，他便挥笔写下《狂人日记》这愤激亢烈的檄文，并一发而不可收，在向封建旧垒的总攻击中成为征战最猛的旗手。这个突变很深刻，也很能体现鲁迅那又冷又热、热得发冷的性格。到底鲁迅是在哪一个层面上“投入”过佛教的？佛教对早期鲁迅的思想性格乃至他的创作都有什么样的影响？看来我们还了解研究得很不够。

人们比较注意成为辩证唯物论者后的鲁迅的宗教观，在大家的印象中，后期鲁迅是反对唯心主义也反对宗教的。鲁迅说过：“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确实，当鲁迅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世界时，早已卸去对佛教的部分追求，并试用新掌握的精神武器来看待宗教现象了。但同时鲁迅又还保留和继续接受佛教的某些影响，或者说，还在“化用”佛教。这种影响或“化用”，在鲁迅后期作品中常可见到。

如1925年在《华盖集题记》中，借佛家的“心开意豁”的境界，对照讽刺自由主义文人陈西滢貌似“平正通达”的“正人君子”态度，其中对佛教的评述，诸如“历大苦恼，尝大喜欢”，发“大慈悲”，“离人间逾遥远，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等，既有隐讽，又不无称扬。鲁迅是着眼于现实来评说佛教的。

又如，1927年北伐攻克上海南京后不久，鲁迅作《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通过评说佛教“小乘”一派的“艰苦”与“大乘”一派的“浮滑”，指出革命必然是艰难过程，革命者切勿陶醉于一时胜利，其中运用的佛学知识就融入了对现实独特的理解。

再如《绛洞花主·小引》，连文体语气，都近似汉译佛经。

许多例子都说明，鲁迅把佛经当作一种思想资料，从中剥取过某些智慧，得到过某些启迪，“化用”过某些养分。这也正是鲁迅的深刻之处。

[1]①本文发表于1990年1月23日天津《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