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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困学记 完结

作者:温儒敏

对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中国观众并不陌生,他的话剧《伽利略传》《四川好人》在我国上演过,很受欢迎。布式提倡“间离化”(又译“陌生化”)戏剧效果,演员演出时不完全进入角色,而有意追求虚拟和程式化的舞台动作或布景设置,以唤醒观众随时留意是在演戏,要在理智的思考中欣赏演出。这种戏剧理论的建立,曾受到梅兰芳1935年在莫斯科演出的启示。布式写过《中国戏剧演出的间离效果》一文,对京剧的虚拟与程式化大为赞赏。这是近年来戏剧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家常常乐于谈到的20世纪“东学西渐”的一个例证。除了梅兰芳的影响之外,布式还从中国古典哲学中获益匪浅,这个“对外影响”的史实也值得一提。

布莱希特1930年开始认真研读孔子、老子和墨子的著述,如《论语》《道德经》《墨子》等,依仗的是卫理贤的德译本和韦理的英译本。三位中国先哲使这位欧洲人大开眼界,仿佛进入了一个前所未闻的新天地。布式对孔、老、墨的书真是爱不释手,甚至在流亡异国期间也随身带着。布式搜求到二幅孔子、老子骑牛图的画轴,也视为珍品,经常展读摩玩,对其中的东方意境心向往之。布式当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在开始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孔、老、墨发生浓厚兴趣的,这种现象挺有意思。海外的研究者认为,布式归心于马克思主义,在其学说,倾心于中国先哲者,则在其人间情味,二者可以相成。是不是这样,当然还可以研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布式是从切身经验出发去理解和吸收孔、老、墨的人生哲学的。儒、墨两家都执着于社会实践,注重在忧患世道中提炼深刻的生命智慧与切实的行事方针;老子比较超越,但洞察世情,处乱不变,从根本上也还是不脱离社会人生的。

西方人特别是德国人研究和借鉴中国古典哲学,一般很注重体系性,而忽略实际社会生活的因素,布莱希特则看重具体的人生意味。布式眼中的孔子是一位通达人情的先哲,执着于人生,善于待人接物,谋于社会进取,生活怡然自得,又是那样富于智慧与情绪。在题为《Keuner先生的故事》的一组小故事中,布式所塑造的那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机敏的K先生,是以布式所理解的孔子为原型的,也可以看作布式的夫子自道。在流亡期间作的《写出真实:五道难关》一文中,布式提出作家与历史学家都要有胆量、眼力、技术、判断和技巧等五种能力,其中特别推重孔子因旧史作春秋的史才史识,这种观点可能有助于布式现实主义理论的形成。布式也看出孔子的一些弱点,他的一些作品对孔子过于注重外表的繁文缛节以及好为人师进行过善意的嘲讽。布式笔下的孔子并非完人,但更亲切,可以当朋友。这和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人孔子是大不一样的。1944年布式流亡美国,筹备上演《伽利略传》,同时动笔写《孔夫子传》,打算将孔子作为一颇有“人间味”的哲人来塑造。按布式构思可能有德国味儿的孔夫子典型一定是别有情味的,可惜该剧只写出一幕,未能完成。

布莱希特对老子的《道德经》也非常熟悉,1937年还写过一组诗,题为《道德经的来源:老子在流徙途中著书的传说》,其中对老子因周衰而流亡,多有感触和寄寓。诗中引述老子的话:“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表现出一种坚韧的抗争精神。当时布式正受纳粹的迫害,流亡丹麦,他显然从老子的著作中汲取了反抗暴虐的乐观精神。布式所塑造的老子一点也不玄虚,不神秘,这和中国人所了解的那个超脱的老子也很不相同。

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一组散文化的历史小说中,布式明显模仿了论语或墨子的小故事与问答的形式,并假借中国古代的背景记录了作者对当时欧洲社会现实的种种看法以及人生感受。在《四川好人》等剧作中,也多次引述墨子的言论。

作为一个欧洲的作家,布莱希特探求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与自己的现实感受相汇通,使创作立意齐警,形式独特,这确实是中外文化交流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有趣的课题。

[1]①本文发表于1990年2月6日天津《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