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高长虹文集》，首都文化界为此还举办过一次新闻发布会，认为该文集的出版，对研究“五四”新文学是有意义的。

对高长虹这个人，现在一般读者已经很陌生，但在“五四”时期，曾经是知名度很高的一位作家。这不是因为他的创作成就很高，而是由于他在1924年办过一份名为《狂飙》的文学刊物，提倡无政府主义的“狂飙运动”，用尼采式的思想情绪写那种晦涩难解又充满个人奋斗与厌世内容的文章。当然，《狂飙》中许多作品，包括高长虹的一些文字也还富于那个时代的特点，在抨击旧文明旧社会方面，表现出某些进步性。所以鲁迅一开始对高长虹还是很关心支持的，曾称赞他“很能作文章”。鲁迅一度还和高长虹合作编辑过《莽原》杂志。高长虹对鲁迅也还比较尊重，两人的关系是密切的。据鲁迅日记记载，从1924年12月10日至1926年8月这一年多时间里，高长虹访问鲁迅74次之多，其中1925年就有63次。鲁迅甚至乐于接触高长虹，认为高有自己见解，彼此有思想的交锋，尽管这时鲁迅也清醒地看出高长虹有过于狂妄的缺点。

可是到1926年鲁迅在厦门期间，高长虹忽然在《狂飙》周刊上撰文攻击鲁迅，指责鲁迅以“思想界的权威者”自居，是“精神的堕落”，要救救“戴其纸糊权威者的假冠”的“老人”。这件忽发的事情对鲁迅精神上的刺激很大，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吐着血为其改稿子培养起来的文学青年，竟冷不防从背后砍来一刀。鲁迅原来相信的“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进化论，由此也发生了动摇。有的研究者认为鲁迅与高长虹关系的破裂，对于鲁迅的思想发生质的飞跃有很大影响，看来是有根据的。后来鲁迅揭露高长虹，批判他的尼采式的狂妄和市侩作风，这段史实，在鲁迅著作中也多有所反映。

除此之外，鲁迅与高长虹之间还有一件私情，以往研究者注意不够，其实这对鲁迅来说，也是影响他生活与思想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原来高长虹对许广平有过单相思的隐情，许广平根本不予理睬，高就迁怒于鲁迅，这是高长虹之所以向鲁迅发生袭击的原因之一。而鲁迅一开始并不觉察。当鲁迅与许广平南下时，高长虹的单相思破灭，曾写一首题为《给——》的长诗，其中写道：“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他以许广平为月亮，诬蔑鲁迅是暗夜，并以此发动对鲁迅的攻击，显出他狂勃的思想个性。

鲁迅大概没有马上读出《给——》中的涵意，直到1926年12月从韦素园那里才了解到高长虹原来为了单相思而对他发动袭击。鲁迅尤为气愤的是，高长虹1925年前后频繁来访，原来并不只是商讨《莽原》编务，还为了守候“月亮”。这很伤鲁迅的心，有一种受骗感。因为高长虹忘恩负义，其所作所为，特别是背后对鲁迅的诬蔑谩骂，也亵渎了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愤慨地说：“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如果我再隐忍，退让，他们更得步进步，不会完的。我蔑视他们了。”

鲁迅原先背负旧式婚姻的重枷，准备与原配夫人朱安过一辈子虽名分夫妻却实际离异的生活，“陪着作一世的牺牲”。许广平闯入他的生活时，他曾经感到自卑，矛盾，“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受到高长虹的攻击而明白真相之后，反而一扫自卑与压抑，宣布“我可以爱！”这是一种新的精神状态，新的声音，可以说高长虹的所为从反面为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提供了助力。

[1]①本文发表于1990年5月12日天津《今晚报》，署名阿敏古。

这里无意对高长虹追求许广平的感情作什么评判，只是说明这件事，确实对鲁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产生过影响。至于高长虹后来的变化和进步，也是不该因年轻时有过的狂勃而就加以抹杀。《高长虹文集》的出版，对于全面认识评价高长虹这位作家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