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护》是丁玲1930年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未摆脱“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内容比较肤浅，现今编写的文学史不大提到它了。但这部小说还是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它是以丁玲的挚友王剑虹和瞿秋白真实的恋爱故事为素材的，男女主人公韦护、丽嘉的原型就是瞿秋白与王剑虹，从中可以隐约看到瞿秋白当年的身影，感受到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氛。

《韦护》写共产党人韦护，结识了浪漫女子丽嘉，两相倾慕，很快沉醉于小安乐窝中。爱情妨碍了工作，引起同事们的批评和歧视。韦护自我反省，感到不该如此怠懒逸乐，决心重新树立革命的信仰，毅然离开了丽嘉，服从党的派遣到南方去开展工作。丽嘉也从这一段生活的忽变中受到教育，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有事业心的女子。

这样的描写现在看来有些不好理解，但在当年这故事还有一定的生活根据。1923年夏天，19岁的丁玲和好友王剑虹从湖南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作旁听生。上海大学是共产党人主办的学校，那时刚从苏联归国的瞿秋白就在社会学系任教。两位少女在这里认识了瞿秋白，她们常向瞿请教，彼此关系融洽。王剑虹爱上了瞿秋白，是丁玲为他俩牵线搭桥，后来结了婚，有过一段甜蜜的日子。但好景不长，1924年暑期丁玲回湖南度假，万万没想到，一个月后重返上海，王剑虹已因肺病死去。丁玲很想知道王剑虹死前的情形和王与瞿秋白后来的感情，可是此时瞿秋白已经到广州去了。王剑虹的死对丁玲刺激很大。

一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丁玲与瞿秋白在北京邂逅，这时瞿已经和杨之华恋爱了。这本无可非议，但丁玲从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他不能不痛悼挚友，感叹人生。正是由于对挚友的深切怀念和无法平复的精神伤痛，丁玲对瞿秋白表示冷淡。在北京那段时间里，他们互不来往。无限的惆怅促使丁玲写下了《韦护》。

丁玲为解开王剑虹临终时感情状态这个谜，尽力在作品中分析描写了韦护与丽嘉分手的原因，把这解释为革命与爱情的冲突，并且为女主人公设计出一条通向未来的光明道路。《韦护》并不成功，作者当时对作为韦护原型的共产党人瞿秋白的精神品格缺乏足够的了解，她笔下主人公的文人气质远比革命者的一面真切。而且小说陷入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不可能从更广大的时代背景下去展示共产党人的形象。这一点，丁玲日后也有过清醒的自我批评。

《韦护》发表后不久，瞿秋白给丁玲写了一封信，这是他们友谊中断数年之后的一次联系。瞿秋白信末的署名便是“韦护”，这使丁玲知道，瞿已读过《韦护》了。小说显然唤起过这位革命者内心深处的隐痛。丁玲真想了解瞿秋白对这部小说的意见，可惜来信只字不提这部作品。

1931年年底，丁玲生下她和胡也频的孩子后，瞿秋白忽然登门来看望。他对丁玲说，孩子的名字应叫“韦护”，“这是你的又一部伟大的作品。”说着，不胜感慨地吟诵陶渊明的诗句：“田园将芜胡不归”。丁玲后来回忆说，她当时认为瞿秋白并不爱《韦护》，也极力回避重提旧情，瞿秋白大概只是惋惜与挚爱的文学久违了。丁玲当时并不理解这位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有更深沉的精神上的挫伤：那时瞿秋白正遭受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排挤打击，为党的命运担忧。直到后来，当丁玲也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之后，她才更全面了解瞿秋白的人格精神，同时也惋惜《韦护》的肤浅。

[1]①本文发表于1990年11月6日天津《今晚报》，署名阿敏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