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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困学记 完结

作者:温儒敏

1977年10月,著名学者俞平伯和夫人许宝驯结婚六十周年,俞写下长诗《重圆花烛歌》,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妻子。六十年的婚姻可真不容易。按现今随西洋习惯说法,就是所谓“钻石婚”,中国古代则称之为“重圆花烛”。据说在这一天老夫老妻要像当年做新郎新娘那样,再次点燃红烛,布置新房,以隆重的庆典来祝贺久而弥新的爱情。俞平伯历经磨难,仍然那么坦然豁达地做人做学问,活到九秩高龄,他们夫妻的恩爱自是一种精神支柱。近年来《重圆花烛歌》已蜚声海内外,成一词林佳话。人们大概不只是仰慕俞平伯淡泊操守的名士风,更是欣羡他们“嬿婉同心”六十年的挚情。

许宝驯与俞平伯是姑表姐弟,1917年成婚之后,彼此没有长时间分离过,感情一直很好。许宝驯是一位默默无闻,非常普通又十分贤惠的女性。她以全部身心毕生陪伴支持这位知名的作家与学者。俞平伯始终感激和挚爱他的夫人。文坛上传说20世纪20年代初俞平伯赴英伦留学,不到百日即归,是因为恋念妻子。此事不一定属实,但俞平伯夫妻恩爱是久有所闻的。在《重圆花烛歌》中,有“执手分携南又北,两返重洋颜色恧”等句,写的就是他们当初这一段恩爱之情。

此后几十年风风雨雨,哀欢流转,对于这两位老人来说,真可谓“曾经沧海”了。许多大起大落的“人间事”,他们都不觉新鲜了,唯有彼此恩爱之情,永远都是他们的生命之泉。《重圆花烛歌》中记叙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俞平伯在夫人的支持下不易操守,宁可过艰窘生活,不愿与日本人合作。俞夫人的坚韧贤淑,正如诗中所赞道的,“君言老圃秋容瘦,我道金英宜耐久。”其实这又可以理解为坚实的爱的礼赞。

1954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被高层指为“唯心主义”,受到不公正的全国性批判,俞平伯仍然力图保持一种豁然的心境,并不停止自己的研究工作。也许正如他晚年为一位友人题词中所写的,“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在《重圆花烛歌》中这一段公案仍是只字未提。显然,老人不愿意在他给爱妻的美好诗篇中夹带任何愤慨或遗憾。

事实上,当年有夫人的理解与支持,俞平伯毕竟已经经受了人生的严峻考验,对于众所皆知的公案,不提也罢。倒是对“文革”期间年届七十仍下干校“滚泥巴”的生活,老人在诗中用了很多篇幅回顾。在诗人笔下,那极其艰苦的变相流放劳改,反而成为别有情趣的世外桃源,从两位老人对人生逆境所持的那种平静坦然的心态中,同样可以感触到他们恩爱相助的巨大精神力量。这也就如诗中所说的,“负载相依晨夕新,双鱼涸辙自温存。”

还有什么比这种逆困之中相濡以沫的情感更加可贵的呢?

[1]①本文发表于1991年3月15日香港《星岛晚报》。

读完全诗,再回味开首那几句:“苍狗白衣云影迁,悲欢离合幻前缘。寂寥情味堪娱老,几见当窗秋月园。”老人显然为他们福慧双修的成功的婚姻感到骄傲,这正是《重圆花烛歌》的写作动机。可以说,这是篇古稀老人倾注一生心血写成的给妻子的“情书”,深沉、浓烈而又隽智。

《重圆花烛歌》用七言歌行形式,共一百字,因事寓情,列数俞平伯与许宝驯结婚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主要生命大事,带有自传性质:又像是一篇史诗,以家事为经,国事为纬,错综穿插,微中见著,映现出六十多年来中国历史变迁的某些侧影,同时兼具艺术价值与历史认识价值,是现代诗词创作中富于特色的成功作品。

俞平伯写《重圆花烛歌》数易其稿,字斟句酌,下了很大的功夫。写作期间与好友叶圣陶频繁通信,推敲修改。诗成后很快在亲朋文友中流传,颇得赞誉。1989年元月,新加坡影印出版了《重圆花烛歌》手书长卷,献给俞平伯作为他九十华诞的礼物,其中附有叶圣陶、张伯驹、夏承焘、施蛰存、顾廷龙、杜宣、周策纵、陈从周等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的题诗,还有冯其庸、许宝骥的题跋与注释,成为文坛一大盛事。俞平伯1919年在北大国文系毕业,1947—1953年也曾在北大任教,教古代诗词。后调任北大文学研究所(后来的社科院文学所)任研究员。据学生回忆,俞氏身材不高,头大而方,眼圆,戴一副似瓶底厚的近视眼镜,衣着松散随意,上课不刻板,走来走去,时有新奇观点,让人幽思联翩。

俞平伯去世之后,为纪念这位著名学者,北京出版的《新文学史料》去年(1990年)第4期特刊出《重圆花烛歌》,读者有兴趣可找来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