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岁末,报刊似乎格外关注知识分子的话题,北京一家青年报纸以专版讨论人文知识分子的“失语”现象,试图以“从中心到边缘”加以概评。所谓“失语”,也许可以借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话来点明,即是“一个人在说了很多话之后的静默。”不过,为什么1993年大陆知识分子的“失语”特别突出呢?一种常见的解释是,在市场经济泛起的潮流中,知识分子感到沮丧迷惘,不得不重新定位自己,在日益边缘化的趋势中“苦其心志”,在陌生的逆境中“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们变得现实了,不再有以往那种面对精神要塞和街垒的热情冲动,他们变得不说话或少说话了。
其实,这种讨论早就在进行,看法也很不一致。翻开去年的《读书》,这本被认为比较高层次的思想评论刊物,几乎每一期都有关注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文章。许多作者借怀念前辈学者的操守,探讨当今知识分子能否继续保持献身精神与内在执守的问题。有的作者慨叹:我们这一代人几乎从读书开始,就被不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一个个似乎全被“改造”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圣徒”,可事实上“内心世界却如此狭窄、猥琐、麻木与僵化”。“承认这一现实,确实令人难堪,但我们除了正视以外,已别无选择了”。这种清醒后的无奈,加上转型期人文知识分子地位上的崩落,恐怕也是失语的根由之一。
另一些学者则表现冷静,他们认为,大可不必为地位的变化而感伤,从社会发展看,人文学者边缘化是必然的,正常的。社会分化使知识分子只能成为其领域的权威,而非整个社会的代言人,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责任独力承担“国家兴亡”的重责,他们的作用极有限,只不过几十年过分浓密的政治斗争风雨,掩盖了这一真相。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保持一种人间情怀,虽“有情”、“不忍”而偶尔也会以杂感议政,却决不以议政为学术,不自命“大众的代言人”或“不出如苍生何”。
还有的学者注意到,在传统体制下,人文知识分子担负“解释”的社会使命,无论社会多么动荡,他们都能很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位置与作用,有一种使命感。但当今一切都变了,事实上,你不能直接造出钱来,似乎活得就没有价值,也无权批判别人。即使你为此愤怒,可是连对立面都难得找到,你大声喊出去连回声也不会有。讲什么人文危机、精神重建,可是急速变动的社会不理睬。连拖欠教师工资这种怪现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解决不了,还奢谈什么人文精神?这样,有些知识分子就感到无力、无奈、只好“失语”了。
《北京青年报》年终的评论对这种现象说得更为尖刻:世纪末的中心主题是赚钱赚钱赚大钱,认钱不认人,笑贫不笑娼,人欲横流,其势汹汹,这一次没有知识分子什么事了。在全社会的金钱专政下,知识分子宣言如同呓语,行动如同讽刺,由英雄变成凡人,由表演转为观看,由中心退居边缘,感到十分失落和伤心,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陷于一
[1]①本文发表于1994年1月25日台湾《中时晚报》,原题《大鸣大放后的沉默》,署名阿敏古。
种灰色和牢骚之中。1993年他们似乎逐渐学会适应,“下海”的已铁了心奔波下海,治学的也已安贫治学,他们看到并认可了经济发展起步阶段必然伴随的物质主义的浪潮,对历史的进程报以会心和坦然,所以也不再过多的抱怨现实。这种观点显然对“失语”现象表示谅解,认为其背后有着对新的社会结构形成的体察与思考。
尽管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失语”有许多合理性的解释,仍然掩盖不住困惑与担忧。去年底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刘梦溪到北大中文系作学术讲演,推崇国学大师陈寅恪“学术独立”的精神,提出不干预任何现实,坚持纯粹的学术立场,并由此获得知识者圆融自由的精神境界。可是听他演讲的许多青年学子甚感疑惑,想不通为何某些当年挺有理想挺激进的学者如今纷纷从十字街头退回象牙之塔,更想不通像陈寅恪这样一生埋头书斋的纯学者何以会成为当今许多中年以上知识分子的人生楷模。
作为学问领域知识者个人当然应有充分选择的自由,然而当今许多原来研究现当代课题的学者纷纷转向古代课题,研究热门课题的纷纷转向冷僻课题,甚至连作家写小说也纷纷追求非现实的题材,这种普遍的“退却”到底是学术成熟的表现还是某种不健全社会心理的折射?也着实令人困惑。社会科学院一位年轻的博士对人文知识者的退隐就大为反感,他发文说,知识分子既为文化理想的代表,就不能不是社会良知和文化发展的代言人,尤其是职业的人文学者,不仅应关心专业,也应关注民族的精神发展问题,这种使命意识不应该丢失。上海华东师大和复旦大学的一些青年评论家则把“失语”现象看作“失职”,是批评的“缺席”,他们最近自发组织了批评家俱乐部,专门评斥人文精神沦落的现象。他们认为当今物质主义的膨胀,灵性与道德沦丧,人文学者不能采取回避态度,也不应静观等待,而应积极面对现实,批判丑恶,重倡人文精神。北京的一些青年学者也撰文大谈使命。他们说,在这个年代里,人们感慨“文化沦为难民”,良知有了商标,清高也可以拍卖,可是,我们仍然需要“理性的声音”。
有的人甚至颇为激动地称“失语”现象为可悲的“现场逃遁”,“留下了尴尬的空白”。他们说,某些充满“后现代智慧”的“王朔们”向公众朗诵诸如“青春是一条河,流着流着成了混汤子”,居然也能获得满堂喝彩,可见当今社会的“语境”已经变得何等失常。当肤浅成为时髦,深刻成为调侃之时,难道人文知识分子还能安然于“失语”状态,奢谈什么“后现代”不期而至吗?
不管怎样,1993年已经作为难忘的一年载入大陆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册。关于“失语”的讨论大概不会热烈展开,但知识分子在转型期的惶惑、矛盾、分化肯定还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