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7日，上海的《申报》曾发表一篇文章，讥讽广州人的迷信。文中写到广州有的店家挂出老虎招牌，对面的店家感到有“邪气”，便祭起一个拜财神的赵公明的玄坛，再贴出杀虎英雄李逵的大像，李逵的眼睛还嵌上灯泡，以“镇压”老虎招牌。这篇文章写得有声有色，对广东人的迷信很不以为然。鲁迅读了此文后，很快写了一篇短文呼应，那就是后来收在《花边文学》中的《〈如此广州〉读后感》。60多年过去了，鲁迅的文章仍很有现实感。重读此文，使人对“广东文化”现象有许多的联想。

鲁迅对广东人的迷信是持批评态度的。他略带调侃的口气说，走过上海五方杂处的店堂，只要看毕毕剥剥放鞭或烧香烛的，十之八九总是广东人。又说，“广州人的迷信，是不足为法的。”

然而，当年鲁迅批评过的这种迷信现象，在当今的广东依然存在。拜神信佛，设神龛，选吉日，讨口彩，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也许作者少见多怪，今年春节到广州，在一间星级宾馆的大堂里，赫然看见用现代化灯饰装点的财神黑虎玄坛，甚感诧异。其实，广东人的迷信，跟香港人的迷信大有类似。香港人也很迷信。最著名的例子是在港岛新建的中国银行大厦，其形似大刀，紧邻的汇丰银行感到被其占去了风水，便在楼顶架两挺造型巨轮，以“破邪灭灾”。有人会问，香港不是很现代化吗，为何也那么迷信呢？似乎迷信也“不无道理”。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也有许多类似的现象，例如工厂、商店开业，都往往举行祭祀。去年作者在韩国，就参加过一些大学开学时师生用猪头、糕点、香烛拜祭的仪式。但这些类似迷信的行为，已经淘汰掉传统中原有的笃信超自然力量的那些内涵，仅留存其作为文化“符号”的仪式，以此表达现代人对传统的尊重，以及对文化连续性的情感上的要求。韩国的大学师生通过祭祀，获得某种更新开创的庄严感，他们并不一定相信祭祀必带来好运。这种对传统文化“符号”的继承或借用，跟真正的迷信不同；迷信是一种精神上的无助感，在思想和精神的深处渴求超自然力量的扶助，往往是在骗自己，骗别人。鲁迅批评的和前文讲的广东人的迷信，显然属于这种现象的居多。这现象和现代精神大相径庭，甚至会严重束缚现代化的进程。

就在那篇读后感中，鲁迅批评广东人迷信，同时也赞许广东人的认真，连迷信都有一种“拼命”去做的精神，认为这倒“可以取法，值得佩服”。广东人正是靠一股认真劲儿，在短短的十来年中才创造出光辉的经济奇迹，并对北方乃至全国的文化也产生了冲击波。广东人如能再清醒一点儿，像鲁迅所告诫的那样，去掉迷信，坚持认真，其经济和文化都腾跃的前景就更不可限量了。

[1]①本文发表于1995年10月11日《南方日报》，署名阿敏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