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副刊》是“五四”时期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副刊。其所属的《京报》是邵飘萍主办的有进步倾向的日报，1918年10月5日创刊于北京，1924年开始增设副刊多种，其中《京报副刊》办得最为出色。该刊主编孙伏园，早在1921年起就主持赫赫有名的《晨报副镌》，后来因为不满总编辑对其编务的干预，愤而辞职。邵飘萍赏识孙伏园，趁机把他请到《京报》来创办副刊。孙“跳槽”《京报》之后，仍然保持他办《晨报副镌》的风格，兼收并蓄，推进新潮。《京报副刊》从1924年12月5日创刊，日出一号，每号印16开纸8版，每月合订一本，至1926年4月24日《京报》被奉系军阀封闭而停办，共出477号。

《京报副刊》创办时，许多报纸也都在办副刊，不过多是以“消闲”的路数吸引读者。其时“五四”运动早已进入低潮，难能可贵的是《京报副刊》仍然竭力弘扬五四精神，致力于新文化的建设，其格调远远高出于当时一般报纸的副刊。

孙伏园办副刊的成功在于他交友多，撰稿人大都是当时文化界的精英，如鲁迅、周作人、高长虹、许钦文、黎锦明、陈学昭、吴稚晖、向培良、章衣萍、冯文炳、朱湘、林语堂、余上沅、马寅初、丁文江等，都不时在《京报副刊》亮相。该刊立意要成为一个“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言论很宽松，也很活跃。无论“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在该刊畅述观点。不过不等于没有办刊者的倾向，特别是在触及现实政治方面，该刊表现出敏锐、激进和坚决的批判态度。如1925年北洋军阀镇压女子师大反封建的学潮，该刊就发表一系列文章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这种社会责任感，使得“京报副刊”不同于一般传媒的“小摆设”，也没有某些同人刊物的“贵族气”，虽然很精英化，却又很现实，所以受到广泛的欢迎。

《京报副刊》在社会批评与文化建设方面，是不拘言路，气魄阔大的。该刊组织过许多讨论，都有大的社会反响。如1925年1月该刊登启事，征求“青年必读书”的书目，有人借机提倡青年读古书，埋头整理国故，逃避纷扰的现实，鲁迅写了杂文《青年必读书》予以驳斥。鲁迅这一时期所写的一些重要杂文，如《未有天才之前》、《忽然想到》（一至九）等，也在该刊发表。和同时期的《语丝》杂志一样，《京报副刊》提倡自由讨论，但又注重对旧物的批判，承袭了“五四”的精神。

《京报副刊》吸引人还在于其对新文学创作的扶持。孙伏园倾向于“为人生”的文学观，认为“文学与人生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的，我们决不能够在人生面前天天登载些否定人生的文艺。”所以副刊选发的作品大都比较触及现实，或揭露丑恶的人情世态，或反映宗法农村阶级矛盾与农民的苦难，或抒发十字街头青年的苦闷。如陈学昭的《烟霞伴侣》、黎锦明的《不速之路》、许钦文的《青仙》等小说，以及闻一多的《大暑》、朱湘的《苦雨》等新诗，虽然大

[1]①本文发表于1999年6月15日《羊城晚报》。

都比较稚嫩，却又都是贴近真实人生的作品。新文学第一代作家中，不少人都曾在《京报副刊》发表过“少作”，从这里起步走上文坛。孙伏园也擅长写散文，但一提到他，人们总是马上联想到他办的副刊。他当编辑的名声显然比当作家的要大。他办副刊的经验值得后人借鉴。现代文学史家对孙伏园和《京报副刊》的历史贡献有很高的评价，不是没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