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儒林外史》，对范进中举后发疯的描写有特别深的印象，于是对封建时代开科取士的制度也就感到厌恶。在很长时间里，我对科举制的了解也只限于类似《儒林外史》的文学性批判。最近到上海，参观了嘉定的科举博物馆，发现原来自己对科举的印象毕竟太肤浅简单了，科举制度的确有扼杀人性的残酷一面，但其中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的特殊作用，也并非一个批评可以了断。这些都是历史学家的事，此处先不用去管，反正一般人参观了嘉定的科举博物馆，很自然的会感到科举制也有公平严格的一面。

展览中用一部分实物重现了科场考试的情景：为防止作弊，每位考生都被分隔在一间不足2平方米的小板屋内，试卷做完后由专人统一抄写，再呈主考官批阅，以防考官认出考生的笔迹；夹带作弊的也有，可是一经发现，处分特严，所以敢以身试法的的确很罕见。鲁迅的祖父就曾因“函托考官贿嘱关节”，也就是走后门行贿，而被革职入狱。甚至惊动了光绪皇帝，成为轰动一时的“钦案”。可见科举考试的执法还是很严的。

参观完毕，走出博物馆，听到一位游人在感慨：“看来咱们中国人也曾经有过认真的时候。”这感慨让人心情沉重。

联想当今许多大大小小的考试，作弊之风似乎越刮越凶。不久前报载南方某省委党校招考在职研究生，请人替考的非常普遍，今年考前认真抓了一下，居然有三分之一报了名的不再来考：因为不捉刀代笔根本就考不上。甚至连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有不少学校也是马马虎虎走过场，有些导师为了让学生顺利过关，就只请好说话的熟人作评议，一些专家碍于情面，也是把评议和答辩作为“友情出演”。结果凡是评议大都说说好话，不合格的反正也手下留情放他一马，极少有不被通过的。

我“文革”结束后上了北大中文系头一批研究生，当时全系19人，答辩时有4人未能通过。有的导师认为学生论文不合格，又难以再修改，就自己先投了反对票。像这样认真，放在当今，怕是会被人笑话为不通时务的。我认识一位教授，请他参加研究生答辩，他就要实话实说，有真刀真枪的批评，结果这些年找他评议的就越来越少了。

最近，北大中文系开始实施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制，力图在学术制度上与国际著名大学接轨。此举的推出，让学生做论文有必要的压力，又有学术的尊严感，有望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的整体水平。前面提到那位游客所感慨的“认真”，现在竟如此缺少，是否应当反思一下，从古人那里获取一些精神资源呢？

[1]①本文发表于2000年7月20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