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可能总是心想事成，不过只要肯坚持努力，你就会得到所需要的。”
迈克•贾格尔在自己年少懵懂时大概只花了两年时间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不过他看起来倒是在至少一个市场运作上颇有心得——爱情市场。
在爱情和婚姻中，你无法一直顺心如意，原因是你自身的市场价值限制了你的伴侣的品质，对方只会是婚恋市场中与你价值接近的水平。市场理论显示与你结婚的对象，其价值与你自身对等；不过有部分人可以得到更好的——如果你耐心地等到价值更高的对象出现的话。从另一角度来说，经济贸易理论的意见是，绝大部分的生产匹配发生在市场中的差异个体足够多时，每个人都能从交易中谋得收益。
所以当你无法得到你想要的时，很可能那位市场价值与你自己相当的人却正好是你需要的。
在我们探索如何选择我们所期待与之共度余生的伴侣之前，我们应该先花上些许时间聊聊人为什么要结婚，因为这是理解缔结婚约能给两个人带来哪些好处的最好办法。
顺便一提，这一章以及之后章节当中的观察所涵盖的不仅仅是法律意义支持的合法夫妻关系，也同样包括其他的同居关系——那种长期性质的情侣关系。为了简便起见，有时我会回归到传统意义的夫妻，新娘和新郎；大部分在这里我提及的也同样包含了同性别的情侣和婚姻。
——这可不是你司空见惯的那种爱情故事
要说明我的观点就不得不从一整段经济学理论的新派婚礼誓言说起。这仅仅是略举一例；情侣们可以用自己的优缺点来填充这段真爱表白。正如你马上要看到的，我在这里所选择的这段誓词对于简（我们将在第六章继续讲她的故事）的婚姻简直再合适不过；如果她有先见之明那么她自己也会如此写的。
新郎：“我，‘新郎姓名’，同意与你达成这项合约，‘新娘姓名’，共同经营我们的婚姻。我原本希望接受曾经遇见的其他女性成为伴侣，其拥有远超过我最低要求的多项素质，不过事实是对方认为我不够好，于是我就选择了你，我的爱，成为我的妻子。你所欠缺的是教育水平和收入，而你的年轻和美貌弥补了这些不足，所以现在我宣誓这笔交易足以让我选择你作为我的新娘。我承诺会保持忠诚，尽管搜索的成本低廉，而你必然持续下跌的价值也许会促使我在未来某天去寻找一位新妻子；我宣誓会与你合作共同达成目标，共同分配生产劳动力及日常生活用品，以使我们的家庭繁荣。我会继续投资于自身的人力资本来确保你对未来的预期与我们的日常收入相匹配。也许这并不理性，但我立誓投资于我们的孩子和资产组合，犹如我预期会与你相守到老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
新娘：“我，‘新娘姓名’，同意与你达成这项合约，‘新郎姓名’，共同经营我们的婚姻。我原本希望接受曾经遇见的其他男性成为伴侣，其拥有远超过我最低要求的多项素质，不过事实是对方认为我不够好，这使我选择了你，我的爱，成为我的丈夫。你所欠缺的是俊朗身材和迷人外貌，而你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规划充分弥补了这些不足，所以现在我宣誓这笔交易足以让我选择你作为我的新郎。我承诺我们婚姻存续期间出生的每个孩子都会是你的血脉，尽管我会受到来自拥有更优良基因并寻求短期关系的男性的诱惑。在确信你会为我们的家庭带来足够的资源来确保我们的生活品质的前提下，我会把我的全部人力资本都倾注到我们的孩子身上。也许这并不理性，我会压制自己处于风险规避模式的行为倾向，立誓投资于我们的婚姻和资产组合，犹如我预期会与你相守到老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
这个时候，新娘和新郎会交换戒指，然后新娘的姐妹会走上前来，激情献唱一曲来自披头士乐队的《真爱无价》；或者来点时下更流行的——美国的另类摇滚乐队“Panic at the Disco”的《我写的不是悲剧》，歌中的明智建议是给即将成为新娘和新郎的：“面对这些事情最好要平衡和理性。”
人们结婚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说，婚姻可归结为两个原因：高效生产的家庭产品和服务，以及萧条时期的保障。我将把关于保障的话题留到第六章再进行讲解，届时我们会谈到夫妻之间是如何在他们的婚姻里达成交易的。现在让我们先专注于那些最大化家庭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包括爱情、性和孩子。
很多家庭产品和服务可以从个人或者市场上购得，但是当一个家庭里有两个人时，通常他们的生产会更高效（比如，成本更加低廉）。让我来给你略举几例：
由婚姻所产生的产品或服务，居首位的是性和爱。性可以在市场上购得，爱则不然。在市场上购买性是很昂贵的，不仅仅是指它的明码标价，也同时包含感染疾病的风险，意外曝光后丢脸和被耻笑的风险，如果性交易是违法的则对应被逮捕的风险，遇到暴力的风险，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加上纯粹的麻烦，使得在市场上购买性远比从婚姻中获取性低效得多。当然，人们总能访问草率性行为市场（比如在酒吧里或者网上），但是这类市场也具有很多前述性市场的相同风险，再加上考虑到人的年龄层次，在草率性行为市场上找到性关系更加具有挑战性。
尽管普遍认为已婚人士不会像他们未婚的朋友们那样频繁地发生性关系，但来自大卫•布兰奇福劳和安德鲁•奥斯瓦德的研究证据显示，已婚人士的性行为频繁程度要远超单身人士；76%的已婚人士表示每月至少有两到三次性行为，形成对照，达该频度的是57%的未婚人士和41%的离异、丧偶或分居者。此外，43%的离异、丧偶或分居者和24%的未婚者表示在近12个月内没有发生过性行为——具有同样情况的已婚人士仅为6%。
你也许试图争辩说性行为的数量和质量是有本质区别的，也许你是对的，但是同一研究显示，在近12个月内仅有一名性伴侣的人要比那些有很多性伴侣的人感觉更加快乐。也许这并不能证明婚姻中的性关系质量更高，但是它的确证明了拥有更多性伴侣并不能给人带来更大的愉悦感。
如果我们把性行为作为婚姻提供的一项“服务”，那么它显然是建立婚姻关系的几大原因之一，因为通过结婚明显可以用更低廉的成本获得这项服务，这是单身人士所不能比拟的。
第二个关于婚姻中产品或服务的例子是血脉的延续。不是所有的夫妻都愿意生养自己的孩子，同时也有很多人想要生孩子却做不到。但是对于那些既想要孩子也有能力生养的异性恋来说，婚姻就是使之成为现实的最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市场上也存在其他选择，而且对于女性也存在一些非市场性选择，不过这同样需要面对费用和种种不便。
在婚姻中孕育孩子可以给女性一个保证，那就是孩子的父亲会确保提供他的时间、资源，或者同时提供这两样，同时男人们也能得到一些保证——他亲手抚养的是自己的血亲骨肉，而非他人血脉。
婚姻也许不是获得血脉传承的唯一途径，但它确实是最为高效低价的使情侣孕育孩子的途径。实际上，对于年富力强并乐于享受性爱的夫妻来说，生孩子基本就是零成本。
第三个例子也许更有经济学学术色彩，例子来自于家庭产生的产品和服务，比如食物、洗衣服和一个干净整洁的安乐窝。这些来自于婚姻的产品和服务价格更加低廉，其中原因，类似于两个国家合作贸易要远胜于单打独斗的进口和自给自足（例如实行全面封锁边境贸易）。
人们，就像国家与国家，都有自己专长的项目。如果一个人能够比另一个人更加高效率地承担家务，那么让其充分发挥专长，高效完成家务，使对方能够全力从事其所擅长的领域，这样的分工协作显然可以让双方获益。
这里我来举个实例，他们是一对我很熟悉的夫妻——乔丹和亚历克斯，他们有个20个月大的宝宝。乔丹和亚历克斯每天晚上都有两件头等大事需要料理：哄他们的宝贝睡觉和清洁厨房。据他们对我说，乔丹在这两样上都更加擅长，完成这两件事情花费的时间要比亚历克斯少很多。
具体来说，乔丹可以用45分钟清理厨房，同样这件事亚历克斯则需要耗时60分钟，然后乔丹可以把他们的宝贝女儿在30分钟内哄睡觉，亚历克斯则需要60分钟才能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现在也许这对夫妻可以安排亚历克斯看电视，让乔丹花费总共1小时15分钟来清理厨房和哄他们的宝宝睡觉。不过按照这种职责分工，这对夫妻并没有从此项交易中获利；他们完全可以采用更加高效的方式来分配家务活。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需要决策对每件任务谁更具“比较优势”——谁在对应方面完成起来能够更加高效。乔丹也许能够比亚历克斯更迅速地完成两样任务，不过在乔丹把小宝贝哄睡着的时间里（30分钟），亚历克斯只能完成三分之二的厨房清理工作（总耗时需要45分钟）。而如果换种方式，在同等时间内，亚历克斯可以把宝宝哄睡着（60分钟），乔丹却可以把厨房完成收拾妥当。
这就意味着乔丹在哄孩子睡觉这项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亚历克斯在打扫厨房这一项上具有比较优势——这样的分工协作比其他的方式更具有高效率。
最优的家务分配应该是让乔丹去哄孩子睡觉，同时亚历克斯清理厨房。假设这两件事是晚上唯一需要做的，那么乔丹会在亚历克斯完成厨房清理工作之前哄孩子入睡，然后帮亚历克斯打扫厨房。如果他们能够在厨房清理中进一步分工协作，使得清理工作能更加高效地完成，那么两人可以在这样的合作中进一步获利。比如，当一个人在收拾工作台面时，另一个人去搞定洗碗机，他们就可以更迅速地完成家务，在四十五分钟后一起放松，共度一个美好夜晚。
我知道，如果你也已经为人父母，此时此刻一定会想：“这简直是太幸运了。”
从交易中获利不仅仅表现在获得更多闲暇时光，就像上面的例子那样，有时也表现在更加高质量的家庭输出方面——房子更加干净整洁，孩子们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诸如此类。夫妻间从这笔“交易”中获利是因为两个人共同做出决策，不过研究结果显示，平均来说夫妻会选择二者兼得——消遣更多闲暇时光和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出。
婚姻的比较优势不仅显现在做家务和抚养孩子方面。女性在怀孕和分娩方面有着显著的比较优势，因为男性显然无法像女性那样，以如此低廉的成本得到子嗣的。至于在相处中谁能在性爱方面博得比较优势，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要留待你自行发掘了。
从交易中挖掘收益不仅仅是人们放弃单身生活而投入婚姻的重要原因，也同时左右了人们在选择未来人生伴侣时的某些重要因素；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最为高效的婚姻就是两个人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合作无间。
例如，如果有个高薪的人想要孩子，并且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被伴侣全天候地妥善照顾，那么他/她应该会倾向于寻觅一位在照顾孩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伴侣，这样就能在工作日里全身心地投入到赚钱的事业上，而伴侣可以保证其不再在照顾孩子的问题上有后顾之忧。
这就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传统婚姻演变成了所谓的“男性养家模式”，而大概同时期发生了工业革命；这并非因为女性天生被赋予“贤内助”的属性，而是因为体力劳动的辛苦同时赋予了男性在劳动力市场的比较优势和女性在照料家庭方面的比较优势。家务活的安排发生改变后，已婚已育女性开始加入外出工作的人群中，这要归功于脑力劳动获得的报酬超过了体力劳动，使女性可以得到并胜任工作，进而促使男性和女性在市场上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高效率婚姻中的两个人展现了不同的天赋，这解释了为什么传统意义上，年长的男性（那些在挣钱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人）与年轻女性结婚（那些在多生育上有比较优势的）更常见，而较为年长的女性与较年轻的男性结婚不常见。不过，随着时代日新月异，当今女性教育水平更高，收入也水涨船高，有了质的飞跃，也逐渐出现嫁给更加年轻的男性的情况。
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收入较高的国家的男性寻找并且能够觅得异国配偶——来自那些男性女性收入都很低的国家。这样的男性比起他们的异国妻子更具有优势，因为他们有着很好的收入能力，在与异国男性竞争迎娶那些美艳女性的比赛中有着压倒性的优势。而对这类妻子们来说，至少从长远角度考虑，在更好的经营家庭和生养孩子方面，要远比与贫困国家的男人成家要好得多。
这个话题我们还是选择在第六章详述，届时我们会讨论在婚姻中的交易，当然比较优势学说不是如何在婚姻中分配家务的最终定论——这仅仅是给婚姻中的家务分配提出指导意见，如果夫妻双方均力求获得最大化收益的话。如果婚姻中的一方或双方仅对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感兴趣，那么真正重要的就是谁有权利决定一方去承担所有家务而另一方享受闲暇时光了。
——城市中的无性生活
单身汉们出于两个原因在大都市中寻觅着爱情的脉动：在人口稠密地区的搜索成本较低，而且，潜在匹配人口数量多使得匹配对象质量更高。
在人口稠密地区觅得伴侣的成本低廉，原因其实很简单——与人口稀疏的偏远地区比起来，大城市的单身人士步入婚姻殿堂更为稀松平常。大都市里的人们每天行色匆匆地走进咖啡厅、饭店和酒吧去面对不同的人——而不是同一群那种乡村工厂里能遇到的类型。你也许会质疑说在市中心的人更加谨慎而不太会和陌生人聊天，这也许是事实，但是数量庞大的人群预示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搜索伴侣用时要短得多。
让我给你一个关于这方面比较具体的例子。比方说你和另外五个人一起在一间办公室工作。一天你向你的同事们宣布自己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来寻找爱情，并询问他们是否有朋友现在是单身。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如果每个同事提供一个单身朋友，那么你可能有五个潜在匹配机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是因为你的每位同僚可能参与不同的社交网络。然而在地广人稀的地区，很可能你的同事们处于同一个社交网络之中，这样的话你可能只有一到两个潜在的匹配机会，因为你的同事们很可能介绍的是同一个人。
在人口稀少地区的可能匹配数少，意味着在由你的同事们共同构成的匹配市场里，你更难于通过尝试找到“对的人”。于是你现在花费更长时间进行搜索，寻觅爱情的成本就更高。（如果搜索变得越来越昂贵这一概念不直观，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某位女性若是没能在最近几年结婚，那么她生育孩子的机会就明显减少了。对她来说，长期搜索的“代价”可以直接衡量为有可能无法生育孩子的价值。对其他人而言，这项成本也许仅仅是本该花费在与伴侣耳鬓厮磨却浪费在孤独中的时间。）
第二个选项是当较少的匹配机会导致搜索停滞时，便会“安排”一个可接受的匹配，尽管这个匹配不尽人意，可是预见到继续搜索也会让人望而却步。
这把我们指引到单身人士纷纷搬到城市里寻找爱情的第二个原因，也导致了城市中的匹配质量会更高，搜索成本会更低。
让我们回到你去询问同事有没有单身朋友的例子上来吧。想象一下你已经对自己的未来伴侣有了最低要求的腹稿。这些要求即为你的婚姻伴侣的保留价值；你只会与在市场上寻觅到的某个水平超过这些要求的人结婚。
如果你知道你的潜在约会范围中仅有一到两个人符合要求，就像之前的乡村例子那样，你将会把保留价值的标准降低以避免过高的搜索成本。如果你知道自己的潜在约会范围很广，这就像之前的大都市例子，也许你会将保留价值标准再度提高，因为以较低的搜索成本就可以达到你的预期。
当搜索成本较低时，配偶的保留价值会趋向较高，因为人们乐于花更多的时间去寻找更高水平的匹配者。
该论证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通过网络可以潜在提高婚姻的质量——因为在线搜索的低成本鼓励人们将保留价值定到较高水平。
这意味着因为单身人士在人口更稠密的区域可以以更低廉的成本搜索到伴侣，他们就会增加很多自身偏好去寻找更高质量的伴侣，那么单身汉们蜂拥到城市里去寻找爱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来自于已婚人士，他们已经不再搜索配偶，倾向于搬出城市，寻求房价更低，空间更足够来生养孩子。这就意味着城区不仅有更多的单身人士，这些单身人士进一步组成了比起乡村更广泛地共享资源的人口群落。
所以在之前的例子中，你的同僚朋友们在城市里更可能有至少一个单身朋友，也是因为与乡村地区的朋友共享资源的人口大都已经成家。
大城市是容易找到浪漫的地方，即便如此，仍有一个人群为了找到传统意义上的爱情而奋斗于城市市场：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
根据罗德里克•邓肯的理论，城市市场中存在大量单身知识女性的原因只是一个数字和偏好的问题；知识女性的数量远超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是因为比男性数量更多的女性进入大学深造，加之知识女性更倾向选择比自身教育水平更高的男性作为伴侣，而男性则不会这样。
我们从第一章已经了解到，女性地位日益得到重视和提升，升入大学的人口比例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就远超男性。我们也知道女性寻找那种可以让自己发挥比较优势的男性，从历史上看，由于性别工资差异，男性拥有就业薪酬上的比较优势而女性拥有家庭生产上的比较优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男性在就业薪酬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已逐步发展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导致女性希望找到比自己收入高的男性作为伴侣。如今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相对相同教育水平的女性变得稀缺，尽管如此，至少部分女性的婚姻还是可以达到预期目标。预期值也在与时俱进的变革之中，不过社会规范的发展是缓慢的，导致很多女性在同时努力寻找她们认为合适的结婚对象。
在过去，当大量人口还没有达到中学教育水平时，大部分女性都下嫁于教育背景不如自己的丈夫。这主要是因为比起男性，有更多女性能够完成中学学业。我的双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的在美国受教育的母亲有中学学位，而在南非出生的父亲从未有机会读完中学，他14岁时就被送去军队服役。在他们结婚时，有中学教育水平的女性嫁给过早肄业参加工作的男性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根据罗德里克•邓肯的论文，在1940年，45%的女性拥有中学学历并且嫁给没有完成中学教育的男性；仅有20%嫁给了那些多少上过大学的男性。在1960年，情况稍有改观。当时有33%的中学教育水平的女性嫁给了中学学历以下的男性，而嫁给那些多少上过大学的男性为妻的比例变成了23%。到1990年，更多的中学教育水平的女性嫁给上过大学的男性，比例超过嫁给连中学学历都没能拿到的男性的女性。
这一证据可能与我刚刚所讲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但是在早几十年间，没有中学学历丝毫不影响男人们赚钱超过他们那具有中学学历的妻子——所以女方因为收入因素结婚的同时就相当于降低了教育因素。
这一信息揭示了如下观察评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些女性有价值到足以寻得比自身教育水平更高的丈夫，她们主要是大学教育水平的女性。在过去三十年间，缺少教育的工人收入水平下降，女性相对男性收入水平提高，于是缺乏教育的女性也开始寻觅比自身受过更好教育的男性。这是因为教育水平低于中学程度的男性，其薪水已经不再能够超过他们具有中学学历的妻子了。
越来越多的女性寻找受过高等教育的丈夫意味着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变得比知识女性相对稀缺，这不仅仅是因为男性进入大学深造的人数更少，也是因为薪酬的变革鼓励着不同教育水平的女性去选择同类型的男性。
男人们对于女性这种对良好教育水平伴侣的偏好丝毫不感冒。加之社会规范强加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于是从传统意义上讲，男性更乐于找比自己教育水平低的配偶以巩固自身市场劳动力的主导权。回顾第三章论述约会模式时的证据可见，男性在网络上寻找爱情，对于潜在伴侣的收入情况也是不甚在意的。
除了支持高端婚恋市场以外，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单身人士倾向搬到都市中，也因为较高教育水平对应的薪酬在城市里要好过乡镇地区。无论男女都是如此，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职工在大城市可以得到额外的薪资奖励；她们显然在这里也更容易找到高学历的丈夫。缺乏教育的女性也出于同样的原因搬入城市——她们也许不能从都市的高薪酬中获益，但是比起死守在乡村里，更可能找到教育水平高得多的丈夫。
莉娜•艾德兰德使用瑞典数据检验这种假设后发现，收入越高的男性（年龄在25到44岁之间）其所在城市中，女性的数量比例也就越高。因为我们预期男性的高薪酬可以鼓励更多的男性搬进城区，于是出现了这个有趣的结果。这也许是主因，不过它也同样说明男性的高薪酬鼓励了女性搬进城区，实际上女性数量反而超过男性。于是随着男性收入的增高，男性比女性的比例就随之下降了。
这让我想弄清楚是否早在学校读书时，女性就把她们的婚姻市场预期纳入考量了。最高明的远见应该告诉女性，在学校待的时间越久，在未来她们需找老公时所遭遇的竞争对手就会越多（如果女性等到完成学业再考虑婚姻问题的话——而大多数人正是如此）。因为每个教育水平线上的潜在伴侣人数会逐级递减，而且大部分的男性更乐于娶比自己学历低的女性——当她们开始寻觅伴侣时已经不再年轻，相对地知识女性面临着来自低学历年轻女孩的竞争。
加拿大经济学家西尔万•德西和哈比贝•黛柏瑞对此课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一种解释，男性从事主导型职业的人数相对女性占有绝对优势，于是女性觉得在年轻时提前步入婚姻市场，比晚参与该市场而面临失败的风险性小得多。
证据就是至少一部分女性选择更多地投资在婚姻市场而不是自身受教育方面，因为花在学校的时间如果延误了结婚，就是浪费掉几年的优质生育力。如果高知男性倾向选择年轻的低教育水平女性而非大龄知识女性，这会刺激女性在年轻时就离开学校，转而尝试寻求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丈夫。
这对一些女性尤为明显，她们感到即便具有教育的比较优势，也得在家庭中相夫教子而不是投身于工作岗位。
不论是哪种方式，现在的情况导致知识女性面对婚姻时预期不尽人意，这让我感到很不平衡——市场通常在供大于求时显失公允。我可以想到三个会把这种失衡市场带回平衡的因素。
第一，男性增加他们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以提高自身在婚姻市场中的地位。这可不是指十几岁的小伙子们在做教育抉择时把他们的婚姻预期考虑进去，而是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将是否留校继续深造与自身前景联系起来。单凭这一理由，考虑到我们在第二章讨论的证据，你就会想到将有更多的男性选择进入大学深造。
第二，城里的知识女性会另辟市场寻找伴侣——乡村婚姻市场。出于同一原因，城市中知识女性数量远超男性，那么乡村地区的低教育水平的男性数量也会超过女性——因为女性逐渐迁移到城区去了。最近十年间，随着技术手段日新月异，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者，在选择实际工作地点上变得日趋灵活，如果女性准备嫁给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男性——实际上，根据PEW研究中心的研究，当今女性下嫁低教育水平男性的比例（28%）要高于嫁给学历更高男性的比例（19%）。那么对于部分女性来说，在城区找份工作然后在乡村上班也许是一种解决方法。
最后一种可能性是，知识女性理所当然地会（并且一定会）宁愿选择单身而不是下嫁给一个缺乏教育和/或低收入的男人。因为这样她们是无法从婚姻中获得利益的——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而且市场可以提供很多她们所需要的（比如精子银行）。并且她们中很多人收入相当高，足以支持她们买到一些婚姻可以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对于多数女性来说，这是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一堂来自非传统婚姻和不婚族的课程
到目前为止我阐述的大部分不仅仅是异性恋，也包括同性恋。不过有一方面同性恋情是有所区别的；同性恋情中的两人因为是同性别而无须面对异性恋情中两人性别差异造成的薪酬脱节。这意味着在抉择投资多少在两人各自的事业上时，女同性恋者没有理由期待靠嫁给谁来获得更高的收入，这与异性恋情中的女性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一项有趣的观察显示，女同性恋者的薪酬水平高于异性恋情中的女性大约6%至8%。一项专项研究曾试图通过了解女同性恋者的薪酬溢价来观察那些计划未来与男性结婚的异性恋女性是如何投资于她们的事业的。
根据现有证据，女同性恋者在平均水平上比其他女性受过更好的教育，多数是白人，主要居住在城市里，孩子更少，而且显著地更具专业素养。即使当研究人员剥离掉这些不同之处（除了性取向，在每个方面从本质上对比女性），女同性恋者获得的工资都稳稳高出普通女性。
可能的解释通常回归到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的此类问题的比较优势上来——一种说法是因为男性历史上一直以来就在外工作并获得更高收入，女性则传承了操持所有家务的比较优势。
男性和女性薪酬差距固然在日趋缩小，可是如果一位女性相信自己最终会嫁给收入更高的男性，那么她就会较少地获益于可以使她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优势的技能投资。这项投资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力资本”，这并不仅仅包括正式的教育——这是研究者可以通过数据掌握的——也同时囊括了各种各样的技能，而我们却很难通过数据观测这些技能可以从市场上获得更高薪水：例如，女性为了提升自身事业水平而付出的努力。
当女性没有考虑与男性结婚，而是期待未来与一位女性伴侣相守，也就没有动机减少投资与自身的人力资本。她们与同性谈恋爱时，对方的收入水平可能比自己高也可能比自己低。由于她们不会预期即将从有更高收入水平的丈夫那里获得维系家庭生产的比较优势，女同性恋者会投入更多去学习各种技能以便在劳动力市场上大显身手，也是情理之中的。
纳赛尔•达涅什瓦尔、杰佛里•瓦杜普斯和布兰德利•维默尔在一篇论文中巧妙地验证了该项理论。他们在两个独立的组里分别计算了女同性恋者的工资溢价——有过异性婚姻经验的为一组，从未结婚的为一组。这一设定是有原因的：女同性恋者如果有过与男性结婚的经历（大约44%的女同性恋者是这样的例子），曾经（大概）预期自己会有一位收入更高的伴侣。没有婚姻经历的女性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预期，但平均水平上更可能的是预期会和另一位女性谈恋爱。
那么这一证据是否可以支持“女同性恋者的工资溢价是因为她们更多地投资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技能而得到回报”的理论？好吧，当区分了女同性恋者是否有过一次异性婚姻经历后，有过婚史的女性相比其他的女同性恋者的工资溢价减少了大概17%，这个证据很好地支持了该理论。不过仍有5.2%的有过一次婚姻的女同性恋者，其工资溢价仍然很高。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始终困扰着研究人员。
有更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若女性预期最终会嫁人，便会降低投资于自己的事业。这次的证据来自有理由这么认为的一组女性，如果她们看一看数据，想必就不会结婚了——肥胖女性组。
健康经济学家海瑟•布朗观察到，单身肥胖女性薪资水平超过相似但体质指数（BMI）更低的女性。考虑到不论是已婚女性还是未婚女性，肥胖女性通常因为体重问题而面临较低的薪资，因此上述结果就显得有点不明所以。
在排除了其他影响薪酬水平的因素之后（职业、健康、教育、孩子数量，等等），布朗发现已婚男性和单身女性的工资率都与其BMI正相关——体重越重的人收入也就越高。
在单身男性和已婚女性之中，他们的工资率与BMI则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些男女体重越重工资就越低。
布朗论证为什么已婚男性在体重飙升时收入也更高，甚至超重都不会影响其在婚姻市场上的位置——而超重问题在市场上会成为女性的极大劣势（比如导致她们无法找到伴侣），因为这会激励他们投入更多精力发展事业，来补偿自身欠佳的形象给妻子造成的不良影响。
法国经济学家安德烈-皮埃尔•基亚波里、索尼亚•奥雷菲斯和西芒•昆塔纳-多米克的论文中使用了来自美国和九个欧洲国家的数据，他们使用权衡理论阐明这一问题，这我们在第三章已经讨论过了。他们发现一个普通男性每超重22磅/10千克，就要提高薪资1%来补偿自己的妻子。然而超重的女性则在婚姻市场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她们不仅很难顺利结婚，即便是结婚了，对方也大多是低收入的男性。随着已婚女性的BMI指数的逐步增长，她们的丈夫收入水平就逐步下降。
这也许是因为她们在自己的职场生涯投入更多，来补偿未来的潜在配偶娶自己这样的超重女性所付出的代价。有证据显示她们这样做也是可行的，尽管这种方式的效率远远低于男性。
看起来女性相信将来可以嫁个有钱人，所以就很少投资于自己的事业，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因此，充分了解暗藏在已婚夫妻组织家庭提供产品和服务背后的经济学理论，不仅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结婚时会考虑父母因素，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劳动力市场中，横亘于两性之间那惊人顽固的薪酬鸿沟。有人很武断地认为性别薪酬差异完全归咎于对雇员的差别对待，可是这似乎仅能解释部分女性的婚姻一直造成女性普遍意义上更低廉的劳动力和薪资。
——监狱服刑可以有效降低结婚率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在1970年62%的黑人女性（年龄在30至44岁之间）已经结婚，相比之下在2007年该比例降至33%。黑人男性的结婚率也同样降低；在1970年的结婚率为74%，到2007年降为44%。
正如其他知识女性一样，黑人女性也在寻觅受过良好教育的配偶时遇到困境；57%的黑人女性上过大学，而只有48%的黑人男性上过大学。由此可知，拥有大学学位的黑人男性更可能比连中学都没上过的人早结婚，这不足为奇——大学毕业生结婚率为55%，中学学历以下的结婚率为27%。
教育水平差异并不能彻底解释黑人女性如此之低的结婚率，研究人员认为结婚率下滑的另一种可行的解释是，黑人男性的监禁率要远高于黑人女性，或者说在这件事情上高于其他任何人。如果黑人女性对于嫁给黑人老公有强烈的执着——事实上有96%的黑人女性嫁给了黑人男性，那么高监禁率就对黑人女性在婚姻市场上不利。这一事实不仅是因为黑人男性因监禁而“缺席”于相应群体，有前科的男性也会在寻找高收入工作来维持日后家庭生计上难上加难。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只要说不”运动中，美国本土加大了对贩卖毒品的打击和制裁的力度。在那个时期，尤其是随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叶，美国的监禁率稳步增长到如今的世界最高。这不仅仅是因为更多的人被定罪，还因为更长的判决期每时每刻都在增加服刑的人数。
2004年，监禁率涨幅惊人，年龄在25到29岁之间的全部黑人男性中增长率为12.5%，西班牙裔同龄男性中的增长率为3.5%，白人男性则为1.7%。如果女性在居住地寻觅未来丈夫的话，该地区的高监禁率会直接导致她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
克尔温•罗飞•查尔斯和骆明庆的研究提出的证据显示，监禁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导致女性成婚率下降2.4个百分点。他们论述称在1990年间下降的婚姻率中有13%完全是因为男性服刑率的增长而造成的。黑人女性深受男性的短缺问题拖累，增长的监禁率致使在1990年黑人女性结婚率下降约18%。
如果监禁和不同性别受教育率的差异能够解释越来越低的黑人女性成婚率，那么又怎样解释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男性成婚率也比过去低很多这一事实呢？他们的成婚率据推测应是升高而非降低的，因为他们相对于那些寻找有教育背景的丈夫的女性来说，仍然是稀缺资源。奇怪的是事实却与推论相悖。
恰恰是因为女性过剩时，受过教育的黑人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具有更高价值，数量相对稀缺，这就赋予他们在随意约会和性行为的市场上绝对的强势地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男性根本不会去担心晚婚是否影响将来的婚姻，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任意选择，在打算结婚前他们大可以在自由的性行为市场尽情享乐到厌烦为止；于是作为性别比例失衡的结果，这些男性的结婚率从任一时间点来看都始终处于低位。
——本章结语
我不希望自己的经济学婚姻誓词被推而广之，不过也许这的确能提醒大家明白一个道理——没有人是完美的。举例来说，我很渴望能找到一个和我教育背景相当的男人，这样我们两个人更有共同语言，当然是好事。不过如果我遇见某位受教育程度比我低但是外形格外俊朗迷人的男士时，我大概会改变心意的。我愿意达成这样的婚姻，不仅仅是因为颜值高的男人十分养眼（当然这也是事实），而且也因为我希望找到一个更适合白头偕老的男人。当然，要是这位男士既有高学历又英俊潇洒那就完美了，不过这并不现实（或者说，更重要的是，我找不到这样的男人愿意和我结婚），那么我就不得不抉择哪一点对我来说更重要——外形还是内涵。
之前我已经论述过，抛开对经济因素的考量，我们对于周遭世界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当我们在寻找途径去了解人们是如何选择伴侣时，这种不全面性就更加凸显。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机会成本——当我们在选项中进行取舍后将失去的某项潜在利益。投入到一段浪漫的关系中表示这个决定带来的利益要大于其机会成本——利益来自选择另外一段关系，或者干脆保持独身。
机会成本服从于经济学因素，于是它会随着经济进化而进化。看透这一点后我们就不会惊讶于教育水平已经成为收入的决定要素了；比如男性在职场上优于女性的比较优势已经日趋消退，比如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了其进入城区环境圈的机会，再比如说我们在父母方面的选择也已经改变。
所有这些经济因素共同形成了当代婚姻，也将在未来继续作用于婚姻。深入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理解了经济学因素和婚姻双向作用的事实之后——两性对婚姻市场的各种可能性综合考虑并作出经济决策。展望未来，性别工资和教育差异的演变（这仅仅是举出经济学要素的其中两个）逐渐成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通过婚姻市场上的个人行为演化而来的。
一旦人们结婚了，最重要的机会成本并不会随之消失；婚姻市场上个人的价值越高（或者更确切地说，再婚市场），他们在婚姻市场上交易的主动权越大。这是第六章的论题，届时我们会先花些时间探讨一下婚姻制度——从法律和社会观念这两个角度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