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听人说起，中国没有自由传统，尽是奴性与黑暗。这点我是非常不赞同的。往近处说，有王国维和陈寅恪，他们对“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推崇，也可以说是中国的自由传统。此外还有胡适、储安平。传统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能因为它被淹没了，就否定其存在。事实上，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日渐开放，这些曾经被淹没了的思想，今天已经广为人知。

回溯古代，中国也有自由传统。先秦时期，更是群星闪耀，否则，胡适何来信心“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如果大家对先秦诸子涉猎不多，不妨从《吕氏春秋》开始读。很遗憾历史没有留下编纂者的名字，而只有“吕不韦门客”这个集体称谓。

这是一部杂家经典，里面收集了各门各派的学说，绝对算得上是春秋时期中国思想的集大成者。透过其中许多寓意深刻的故事，甚至可以说，《吕氏春秋》里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现代性，有着并不亚于甚至超越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比如对财产权和人身权的重视，对生命和自然秩序的敬畏，对地方自治和包产到户的肯定，对言论自由和精神独立的颂扬，对种族平等、人权高于主权的推崇，包括我们今天讲得比较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可以在《吕氏春秋》里找到。像《重己》、《贵生》等篇目，完全应该收入中小学教科书。为了更好地探讨中国古代的自由传统，先向大家介绍《恃君览》一节中的两个小段，看看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有着怎样的自由思想与国家伦理。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

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

第一段的意思是，凡人所具有的本能，爪牙不足以保卫自己，肌肤不足以抵御寒暑，筋骨不足以趋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击退和禁止强悍之物，然而人还是能主宰万物，控制禽兽，降服凶害之毒虫，寒暑燥湿不能为害，这不仅仅是人们先有准备，还因人们群居在一起。群众聚集在一起，对彼此都有利。这段话和克鲁泡特金在1902年出版的《互助论：进化的一种因素》观点相近，克鲁泡特金认为自然界的法则并非只有达尔文主义中的竞争和适者生存，还有合作、互助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得以保存下来并不断进化的主要因素。他认为，这一理论是对达尔文生存斗争学说的一种补充。没有互助，达尔文的学说就不是完整的。克鲁泡特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想以此理论证明，由于人类具有互助的本能，没有国家和没有任何权力支配的社会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较之有国家和有权力支配的社会可能更完善。无论你是否赞同克鲁泡特金的观点，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人类需要合作，否则无以生存。

第二段讲的是国家的起源。正是因为人们聚集在一起，会产生以强凌弱的种种矛盾，故而需要秩序。如果没有君主的部族或者国家，他们的人民有如麋鹿禽兽，年轻的役使年老的，年老的畏惧强壮的，有力的人被认为是贤德之人，残暴傲慢的人受到尊敬，日夜相互残杀，没有停息之时，以此来灭绝自己的同类。圣人深深懂得这样带来的祸患，所以替天下做长远的考虑，没有比设置天子更好的了；替一个国家做长远的考虑，没有比设置君主更好的了。设置君主不是让君主谋取私利，设置天子不是让天子谋私利，设置官长也不是让官长谋取私利。

同样是这段话，有个西方人在两千年后想明白了。他是十七世纪活跃于英国的霍布斯。霍布斯有个著名论断——“人对人是狼”，是说在没有国家之前，人与人之间互相侵害，为了避免狼战，人们缔约成立了国家。霍布斯最开始是拥护君主专制的，1649年查理一世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废除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霍布斯在《利维坦》的第二部分《论国家》中，在坚持王权绝对的观点的同时，又试图表明，当君主已无法再履行保护臣民安全的职责时，臣民就可以解除对他的任何义务，并转而服从于一个新的君主。

从《恃君览》可以看出，中国的古人已经有现代国家观念了。国家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设的，而不是为了统治者的各层官员而设的。诸位知道，中国古代还有“吊民伐罪”一说，意思是如果一个地方出现了暴君，那么其他国家就有义务前去慰问那里受苦的人民，讨伐有罪的统治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吊民伐罪实际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契约精神，如果君主有悖于民众，那么民众就有理由推翻他；二是当暴政发生，来自外部的正义力量可以对其进行干涉。这实际上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那些不认同“人权高于主权”的人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联合国正是基于人权高于主权这一价值而建立的。

其实，在认同主权高于人权的人里面，意见和出发点也并不相同。一种人把主权当实体来崇拜，更多是情感因素，作为一种单方面的意义赋予，这方面其实是无法讲道理的，只好各自保留意见。另一种人把主权当工具，认为主权是保卫人权的工具，如果没有主权的保护，人权就得不到保护，所以主权比人权重要。这里有个逻辑上的问题。主权像衣服，为我们御寒，主权的确很重要，但是谁能说我们的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呢？另一部分人则将主权当作自己谋利的工具，他们做了侵犯人权的事情，却又拿主权为挡箭牌，禁止舆论对其说三道四。更有甚者，比如说现在的利比亚，据说卡扎菲为了抵抗国际干涉，还骄傲地宣称已经组织了人盾、肉盾。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人权与主权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卡扎菲政权高于一切，它既压倒了主权，也压倒了人权。被选作人盾、肉盾的人民，就像“国家储备肉”一样在关键时期被派上了用场。我以为这不只是简单的不人道，而是天大的罪恶。

《吕氏春秋》是怎么看国际干预呢？在《荡兵》一节里有这么一段话：“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意思是，古代圣王主张正义的战争，而没有废止过战争。战争由来已久，与人类一起产生。

“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诉，世有贤主秀士，宜察此论也，则其兵为义矣。”（《振乱》）这段话讲的是，如果社会太乱，人民的痛苦不能再增加了，如果人民水深火热，无处申诉，那么贤明的君主和有才干的人就应该起兵讨伐，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中国有个成语叫东征西怨。这个典故在《尚书》和《孟子》里有都记载，讲的是商汤的王师向东边征讨暴君时，西边的老百姓表示不满，因为商汤没有先去拯救他们，那儿也有一个暴君。《孟子》里还有一句话与此相关：“诛其罪，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滕文公下》）。所谓“吊民伐罪”，就是慰问受苦的百姓，讨伐有罪的统治者，这是古代贤明君王必须承担的道义。现在就国际干预而言，观点不一，但在中国古人多半是主张干预的。即使墨子反战，其守城也可以理解成另一种形式的干预。主张不干预，有的是希望主权独立，有的则是为了保持作恶的特权，就好比有的人不想管别人打孩子，其实暗含一种肮脏的交易，即我不管你打你家的孩子，你也不要管我打我家的孩子。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曾经将此解释为“人权高于主权，主权高于君权”。

接下来，如果你不是一个暴君，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君王，但是别人觊觎你的土地，你不给他，他就杀戮你的人民，这时你会怎么选择呢？

《吕氏春秋》有一篇题为《审为》，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处而杀其子，吾不忍为也。皆勉处矣，为吾臣与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以养害所养。”杖策而去，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

这里的太王亶父，也就是周文王的祖父。他居住在一个叫邠的地方。狄人攻打邠地。太王亶父献上皮毛布帛，狄人不肯接受；献上珠宝玉石，狄人也不肯接受，因为他们最想要的是土地。太王亶父考虑再三，就对臣民们说：“与别人的哥哥一起居住却要使他的弟弟被杀，与别人的父亲一起居住却要使他的儿子被杀，我不忍心这样啊!大家都勉强住下去吧，当我的臣民和当狄人的臣民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我听说，不应该用养育人民的土地来危害所要养育的人民。”于是太王亶父拄着杖离开了邠地。可是臣民不舍得他，还是成群结队跟着他，于是他们又在岐山下建成了国家。太王亶父又称古公亶父，是个广施仁政很有德行的人。孟子曾经赞扬他专情妃子太姜，不娶其他妻妾，故而“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据说后世以“太太”尊称已婚妇女，便和太姜有关。但就弃城一事，肯定有人会说周文王的祖父太软弱，这不是投降主义吗？什么反抗都不做，太不政治正确了吧？按现在的政治观念，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会这样评价周文王的祖父。当然，有的人会退一步想，周文王的祖父在我弱敌强的时候如果不走，恐怕也就没有了后来的西周了。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周文王的祖父知道，和土地相比，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不以所以养害所养”，这里说的是土地，即不应该用养育人民的土地来危害所要养育的人民。同样的道理，国家本是用来保护大家的生命和自由的，人民成立国家，也不是让它来危害人民的。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这句话：“为吾臣与狄人臣奚以异？”在周文王的祖父看来，如果只是更换统治者，如果狄人能够像他一样善待自己的臣民，自己离开了，虽然自己损失不小，可是人民损失并不大。但如果打仗使许多臣民丢掉性命，不啻让这些臣民因为自己的占有欲而作了不可挽回的牺牲。

这种相对开放的政治观念在今天许多国家可能都行不通，但它也不无道理，更不能将之简单地理解为“投降主义”。当年德军侵略巴黎，巴黎放弃了抵抗，最后的结果是巴黎保存下来了，德军也被消灭了。宁为玉碎不难，难的是在乱世之中不为瓦而伤玉。如果不考虑戎狄的侵略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周文王的祖父的做法甚至有点现在“让渡主权”的意味。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中国的古人明白统治者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被统治者的利益，政治国家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自身的利益。简单说，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便已经有了一些现代国家的观念，其中有些观念甚至至今还有些超前。

翻阅《吕氏春秋》，你会发现许多与现代政治伦理相关的章节。比如《贵公》：“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同样是在《贵公》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这些都是在讲公平的重要性。又比如《去私》里有这么一句话：“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遂长焉。”这些话和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原理① 颇为神似。

再看《用众》里的这一段：“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长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乎楚，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观之，吾未知亡国之主不可以为贤主也，其所生长者不可耳。故所生长不可不察也。”

一个人生长在A地讲A地的语言，生长在B地讲B地的语言，如果将生长地对调一下，他们会讲被调换之后的地方的语言。亡国之君并非天生就是个亡国之君，而是受制于其所生长的环境。我不认为这里讲的是简单的文化决定论，相反，它可以用来批评所谓的国民性或者国情论。今天有人讲中国人的素质不适合民主，其实你若给中国人一个搞民主的环境，民主就会慢慢搞好。

透过上面这些细节，包括前面有关人权与主权的辨析不难发现，今天被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推崇的很多西方理论，其实在中国古代都能找到精神源流。只不过，我们有些自由传统被秦以后的帝王专制给淹没了。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不仅在《吕氏春秋》、《孟子》里有，如果你去读老庄，会发现这片土地曾经充斥着一些怎样的自由观念与社会理想。

这些都是我为什么不赞同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由传统的原因。当然，先秦以后，随着秦政的建立，中国的自由传统受到严厉的打压，但就事论事，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自由传统。这对于那些有担当的古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年代，良知与自由精神也从来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泯灭。

法国的电视里经常会有些政治辩论，偶尔也会有中国人参加。记得有一次，当一位法国媒体同行批评中国不自由时，一位来自中国的资深记者赶紧反驳说：“中国是个自由国家啊!”

当时我很不以为然。不过有时候，我倒真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尤其是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更感觉到国内自由了。美国算什么自由社会啊，办公室说个黄段子都有可能被起诉，盗版也不好买。生产者在消费者面前不自由，政客在选民面前不自由，选民在法律面前不自由，法律在宪法面前不自由，宪法在宪法修正案面前不自由。中国不一样，虽然PM2.5的值会高一点，可我们这里到处是自由的空气啊。

在报纸上，除了朝鲜，我们可以公开批评任何国家。我们可以谴责美国总统，也可以批评本国的领导人，责怪他们平时太不注意身体。我们的电视连续剧也可以反映现实，《大追捕》就拍了犯人通过绝食抗争，因为狱警吃得竟然比他们还差。

我们的互联网，除了有防火墙，也是自由的。在那里，你想对谁施暴就对谁施暴，你想拉一支队伍就拉一支队伍，建立水军，建立五毛党，建立百度文库，把有版权的作品都扫描一遍。马丁•路德•金说：“I have a dream。”我们也敢说：“I have a Dreamweaver。”① 而且是免费的。

我们的政府也自由啊，想限购就限购，想涨价就涨价，想给自己涨工资就涨工资，想预算多少就预算多少。想搞计划生育就搞计划生育，想拆迁就拆迁，想征地就征地，想多征税就多征税，而且是长征啊。胡适不是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吗，我们的老百姓都记住了。

关于自由的内涵，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里已经讲得很好：“自由社会首先是一个责任社会。”从逻辑上说，我们这个社会最缺的不是自由，而是责任。中国人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但也绝不是一夜之间就毁掉的。社会变化也有其内在的肌理，一个社会，无论变好，还是变坏，都有一个演化的进程。

关于中国人的自由传统，讲两个历史细节。

一是1945年3月，美国有个报纸主笔协会代表到中国来，因为这个组织有助于推动战后中国的新闻自由，当时的《大公报》发表社评《欢迎新闻自由》，里面有句话：“坦白地说，中国有四千多年的文化，并首先发明了印刷术，但从来没有过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然而转天，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发表了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处长马星野的文章《中国言论界的自由传统》。马星野说：“我们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四千年来一贯的民本主义精神，一贯的反对暴君，一贯的尊重清议，一贯的有是非善恶，如果我们一笔抹杀，以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都是舶来品，这种荒漠如何能培植出新的花果？”

而在此前一天，《中央日报》发表社评，题目就是“拥护新闻自由”：“中国人是先天的爱好和尊重言论自由的。中国人最相信文字的力量。中国人对于语言文字有一种最高的爱好。据说仓颉造字之日，天雨粟，鬼夜哭，这就是说，有了文字，人民生活有保障了，一切罪恶在颤栗了。”

二是1953年9月11日的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时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梁漱溟发言说：

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以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视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是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转天，毛泽东批评梁漱溟，认为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随后几天，毛泽东还在会议上对梁漱溟使用了“以笔杀人”、“伪君子”、“彻底反动思想”等词语。有意思的是，就在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辩时，一开口便有人将他打断，最后会议决定对是否让梁漱溟发言进行表决，除了毛泽东等少数几个人举手赞成梁漱溟继续讲话外，绝大多数人都举手表示了反对。就这样，曾经在延安与毛泽东可以聊上几天几夜的梁漱溟被剥夺了言论自由。这个历史细节十分耐人寻味：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渐渐失去了反对的声音，既非一日之寒，也非毛泽东一人所能为。直到现在，我们还有像申纪兰这样的人大代表，以一辈子没有投过反对票为荣。

我在前面谈到《孟子》和《吕氏春秋》里的政治思想，包括后面讲的这两个细节，不过是在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由的传统，而且也曾经达到了不起的高度。像老庄，完全是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与此同时，我想强调的是，一个社会想获得自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一个社会失去自由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我在家重读《吕氏春秋》，暗自感慨为什么先秦那么多有深度有高度的思想与观念，却没有对中国后来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极端政治力量的无情打压，另一方面也因为社会没有自觉地传承。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我们更是否定了太多的东西。一个极端的做法就是认为我们传统毫无价值，索性打倒了事。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做法。关于这一点，殷海光先生在给他的学生林毓生的信里有一点解释，他认为五四人的内心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上的“to be free”（争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这二者虽然相关联，但并不是一回事。殷海光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是非常深刻的。那一代人，因为一心要求解放，所以具有挣脱一切束缚的激情，什么都想推翻，想打倒，其实内心是茫茫然的，只顾现在一时的感受，而不计将来。最后的结果是过对了河，却上错了岸。当然我并不赞同殷海光信中对胡适的批评，一来胡适并非简单的“终生崇拜美国文明”，他也试图“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二来我认为胡适的价值恰恰在于他谋求的是“to be free”，而不是“to be liberated”。最近许多人都在微博上争论要不要在天安门广场上竖立孔子像。尽管不完全赞同孔子的一些主张，但我并不反对在天安门广场上竖立雕像。我反对的是只立孔子像。中华民族有着丰厚的思想资源，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值得纪念。如果尊重传统并希望找到有利于这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更应该树立那个时代思想家的群像，而不是继续在膜拜与打倒孔子之间做极端的钟摆游戏。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竖立起先秦时代的群像，公平地对待古人的创造与智慧，客观上说也是在续接这片土地上的自由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