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头十年，后海一带的热闹足以使人们将它看成特殊的文化现象，后海的吸引力似乎是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喷发出来，继而光芒四射，许多外地的小青年来北京，不是惦记着参观故宫，而是想到后海来扎堆。在这狭小的天地里，举首四望，不仅有湖光山色、烟桥柳巷，有酒吧餐馆，还有诗酒泛舟，宛若当年的秦淮风光。
2001年深秋，当我和几位好友在银锭桥附近唯一开张的茶馆聊天，周围一片黑暗，几家灯火在远处闪烁，虽然没有客船钟声，但有枫桥夜泊的意境。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文期刊和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关系，座中没有人会料到短短数年间，周围的宁静为喧哗取代，夜色为彩灯所驱逐。某种意义上，后海一带的热闹与农贸市场和一般集市的热闹没有多大区别，只是换了人群，年轻人和都市白领成了这里的消费主体。在农贸市场，人们购买的是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在这里人们购买的是某种感觉，夜生活感或都市生活感。至于美酒和咖啡只是一种媒介，人们以高出数倍或十倍的价格来支付酒水饮料，不是为了啜饮酒水混合的“红粉佳人”，或冲着远远不够地道的蓝山咖啡、卡布奇诺等等而来，而是为了品尝这里的氛围，就像前几年人们在三里屯酒吧街观赏“西洋镜”一样。
后海的热闹表面上得自于偶然的契机。2003年春夏之际，“非典”肆虐，北京三里屯的酒吧一片萧条，什刹海沿岸却一派兴旺景象，感觉是挨家挨户地大兴土木，所有的门面房都成了商机捕捉的对象，所有的商机都简化为一种模式，那就是开设餐饮业，酒吧、咖啡吧或餐馆。连西海那几条仿古的船舫，也是为船菜的名目而存在，待到秋来十月，宛然已成规模。感觉多年的沉寂是为一朝蓄势而发作了铺垫。
其实没有“非典”，后海一带也早晚会被消费文化所占领，这一大片地域，为新都市消费文化的发展准备了极好的空间，满北京找不到这么一块风水宝地（以商业用语来说，这叫黄金地段），地处市中心，既有历史遗迹又有自然风光，远山近水加之清风明月，可谓得天独厚。当然在北京市的规划中，没有将其交给开发商来盖楼也是明智之举，城市的管理者规划者原本是想让市民有个休闲的好去处，还是作为旅游景点别有留用？是早有打算，还是狐疑不决？不管是哪种情形，只要留下了就好。
1990年，什刹海地区被确定为北京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这里的“历史文化”就是指明清以来的空间格局和建筑样式，而所谓的保护也就是大致的空间格局和自然环境没有遭到太大的更动或破坏。然而颇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修缮湖畔的名园故宅、寺庙、道路、拱桥时，周边悄悄滋长出新的文化氛围，休闲的、现代化的、西洋风情的，特别是当沿湖的两岸亮出一排排咖啡吧和酒吧时，所谓的历史文化就呈现出光怪陆离的形态。
如果历史文化仅仅留存在化石、文物和各种史料记载中，则是静态的对象，如果历史文化处于某种开放的空间中，那么情形就要复杂得多，因为开放的空间是动态的和混杂的，同时又是不断演变的，它不会凝固在某种单一的形态之中。不过，就在笔者撰写此文的同时，据说西城区有关管理部门对后海一带的酒吧建筑风格提出统一“着装”的要求，就是要把鳞次栉比的门脸重新装修成明清风格式样，如：古色古香的屋檐和瓦当，雕花镂空的窗户，仿旧的装潢等等。那些有着大玻璃开间和落地飘窗式样的建筑，现代风格的酒吧，据说要推倒重来，尽管它们已经在过去短短的几年中形成了后海一带新的“历史文化”，但是为了更早的历史文化，它们必须让路，因为它们不符合某种“历史文化”的定义。
然而，在一个开放的空间中，无论复古到哪一阶段，无论在表面上作什么文章，都不能重构“以往的”历史，①[1]也无法抗衡时代的侵蚀，因为大的社会语境有着强烈的感染作用，改变着符号的意义和功能。后海一带的仿古建筑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中虽然仍然有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意味，但是从根本上说，它们只是历史文化的某种痕迹或遗迹，它们更多的是提供有关历史文化的想象性功能，或者是作为全球化的旅游文化的组成部分获取其意义，再或者是多元文化中（而不是以前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相比较中）的民族文化象征。而本文更愿意将它们作为“新都市文化”来加以论述。“后海文化”是在消费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新都市文化，也就是说本文中的“后海文化”着重讨论的是2003年以来的新都市文化。由于新都市文化是动态性、生产性的概念，它是在与大众媒体的互动中演化和建构的，其必然会滋长出一种历史文化无法涵盖的新内容，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发现性和描述性的，以此来展示新都市文化。这里不是要界定什么是新都市文化，它有哪些特点，在若干年以后来看今天的后海文化，也许会更加清晰一些。
①之所以加“以往的”三字，是为了对应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
新都市文化不是定型的类型文化，而是指正在建构中的、对当下的市民生活作出迅速反应的文化。今天的后海文化，是比较典型的个案。尽管后海有丰厚的文物和历史遗产，占据有利地形的是王公贵族的宅园，周边有市井文化，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某种象征，成了新都市文化的韵味的一部分，或者说成为一幅风味浓郁的背景图，而在舞台前方正上演着最时尚的活报剧。
一、空间意义
把后海当作都市文化的舞台是因为它拥有一片自然空间，还有宜人的风光。自然风光本无价，自然空间的功能也是难以规划的，只要向人们敞开，就会不断地产生出新的功能和意义。
说得极端一些，后海的最大意义，就是一片敞开的空间，没有高楼大厦，没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水泥森林。
现代都市的最显著形态特征就是楼宇，四处耸立的高楼使得生活在其间的市民成为蝼蚁，无论目光扫射到哪个角落，都为坚硬的水泥楼板所阻断，由此产生的被困守的焦虑，只有在一片相对开阔的空间里才能有所释放。自然，在都市的中心保留大的空间会付出较大的代价，例如城市建设效率方面的代价，都市交通方面的代价，但是这一付出所带来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的益处，是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的计算法在这一领域中并不适用。这就是为什么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民反对市政当局关于填平若干河道改成行车道的设想，这也是韩国的首尔当局将由清溪川覆盖而建成的马路重新开膛破肚，恢复为河道的缘故。那条马路位于市中心，承担着繁忙的运输任务，现在由车水马龙恢复到碧波粼粼，虽然必然带来经济上的损失，然而首尔当局的这一举措获得了市民们的极大好评。这里，与其说首尔市政当局有健全的现代城市建设理念，还不如说他们就是投市民所好而为，他们理解当代都市人的心理需求和空间焦虑。
应该说这种空间需求和空间焦虑是大都市人所特有的。如果在一片矮房中，偶尔有高楼矗立，人们往往会表示欢迎，因为它们的存在增加了空间的生动感。人们甚至会用“巍峨”“拔地而起”这样的形容词来表达自己的惊奇感受，就像杜牧当年写《阿房宫赋》，极尽夸张之能事，该宫殿居然“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乎几千万落”⋯⋯不仅杜牧，那个年代的人根本不会去考虑，也想不到这座三百里方圆的超巨型建筑可能带来的生态和心理方面的危机。
以现实生活为例，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是典型的个案。当初施工时，颇遭市民的非议，但是当其落成，巴黎市容因此而改变，它之所以超越卢浮宫、凯旋门、协和广场等成为巴黎的标志，不在于它的文化和历史内涵，而在于其高度和空间优势。埃菲尔铁塔的存在不仅使俯瞰巴黎全城有了制高点，还因为巴黎城的空间在其衬托下，显得丰富而多姿，俯仰之间有了更多的意趣。
然而，随着现代都市的扩展，摩天大楼的崛起，都市人的空间焦虑也日益加深。可以说这种焦虑几乎是与钢筋水泥建筑的历史同步增长的，钢筋水泥的历史也就一百多年。有人把钢筋水泥和柯布西耶的建筑理念联系起来，声称他发明的“多米诺式住宅”和钢筋混凝土框架模式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他将建筑看成是“居住的机器”，这在某种意义上确立了现代都市建筑的新型空间关系和秩序。如果以上这类说法成立，那么现代城市的历史就更短，不到百年的工夫。然而，都市人惊恐地发现，短短几十年间，自己已经被包围在一片水泥森林之中，难以自拔。人们寻找各种解脱的方法，寻觅自由的空间，以减缓空间焦虑和紧张的工作节奏带来的心理压力。曾几何时，摩天大楼被看成是使都市人摆脱喧闹困境的一帖良方，例如德赛都就在一篇有关的文章中说：“上升到世界贸易中心的最高处即摆脱了城市的控制。人的身体不再被街道挤压，它们依照某种不知名的法规来回驱使着你的身体：无论是作为游戏者还是被游戏者，它都不会被诸多差异的喧嚣和纽约交通的紧张所占据。”①[1]然而，今天登上摩天大楼，不再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因为周围同样是摩天大楼或小摩天楼，尽管它们参差不齐，但是拥挤和被包围的感受是不免的。很难想象交通和被挤压的紧张不被另一种紧张——楼群包围的紧张——所取代。
地处大都市中心的后海是人们缓解心理压力的首选或可选之地。因为这是相对宽敞和自由的都市空间，平静的湖面和四周的绿荫让人有回归自然的感觉，湖岸的林荫道和周边的胡同小巷，鸡犬之声相闻而亲切怡人。尽管今天后海的自然风光中已经有许多人造的成分（陆陆续续的人造景点不断地浮现，例如东缘的金锭桥，南岸的野鸭岛以及船码头等等），但是比起外围那气宇轩昂的大楼和各种新款轿车飞驰的马路来，它仍呈现出一副古旧、安详的面孔。连近两年来变得十分夸张的灯红酒绿、摇橹轻舟、如豆船灯也仿佛昭示着某种历史曾有的景象，不免使人产生古老的联想⋯⋯
如果后海像杭州西湖那样早早被规定为旅游风景区，其意义空间就不一样，就像北京的各大公园，作为旅游景区，是老人们晨练的场所，观光客白日旅游的景点，恋人们黄昏后幽会的去处，时段和功能似有着对应的关系，约定俗成。当然，具体到每个人，可以不受约束。然而实际上人们往往受习惯支配，连公园的制度，包括那些公园的门票，也成为自由的某种障碍，尽管这类障碍很微小，但是有时心理上的作用大于物质的阻隔。
后海一带当然也担任着以上这些功能，既可以休闲也可以游览，但同时它还有特殊的功能，那就是想象的功能，想象的可能来自其未被规划的部分。笼统地说，后海的自然空间为市民的休闲提供了方便，然而休闲的多样性是难以预设的，特别在信息时代，传媒的发达为后海打开了巨大的象征性空间。在这方圆三五里的地界里交叉重叠着多层空间含义：它既有都市气象，又有小桥流水；既有西洋式的酒吧餐馆，又有民俗购物的斜街；既有当下的市井风俗，又有前朝的四合院，还有古老寺院；既人文又自然，既传统又前卫，既现实又梦幻。所有这些相对立的因素，我们居然都能在这里找到它们的象征符号。而当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时，又会产生奇特的共鸣效应，使其想象性空间得到无限的伸展。
这里不能不说到北京的年轻消费群体和他们的空间需求，他们是相对有点儿特殊的群体。按理年轻的白领阶层似乎各大城市都一样，他们是最容易走向全球化的社会阶层，但是北京的年轻人和别处不太一样，他们是最有梦想的一群，亦可说是各地年轻人中的寻梦者和最不安分者选择了北京，聚集在北京（自然，还有北京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吸引了他们，北京话不像上海话和广东话那样有排斥性，也增加了这个城市的亲和力）。
这么说是取决于以下的一些原因：一是北京的大学生群体的人数庞大，他们作为白领的后备军，不仅为这一阶层带来了蓬勃的生气，也注入了新的梦想成分，可以说他们本身就是各种梦想滋长的温床；二是北京特殊的社会阶层结构及历史方面的乃至户口制度方面的原因，使得北京市民与外来人群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像上海和广州等地，那里市民的世俗心态或实用精神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似乎杜绝了浪漫主义理想和追求的各种可能。北京则不然，市民们的实用精神、过太平日子的心态对外来的年轻人群体没有深刻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各地进入北京的年轻人那跃跃欲试的心态和不甘寂寞的劲头与一般的小市民心理格格不入。受消费文化影响，他们的理想不仅五彩缤纷，而且充满物欲，对空间消费也有自己的要求。似乎那光怪陆离的酒吧名称正是应对他们的梦幻而来。
自然，说到北京的梦幻的青年人，只是提“年轻的白领”，这一称谓过于粗疏，它不能涵盖北京大量的没有户口的自由职业者群体。自由职业人群其实是最富有理想色彩的，他们选择了（或者忍受着）不安定的乃至动荡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因为怀揣梦想。北京这二十来年神话般的发展速度，首都和周边地区拉开的距离，年轻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之间的代沟，个体和个体命运之间的反差更增添了梦幻色彩，促使他们留在这座各种文化交汇的城市。为此人们专门创造了一个词“北漂”来命名这一人群，他们漂在北京的各个角落，也漂在自己的梦幻之中。“北漂”作为一个群体，其界定是相对模糊的，以职业的自由度或者以有无北京户口为标志都无法涵盖，也可以两种指标互相参照。其实这都无关紧要，关键是北漂们具有的某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在年轻一代人中带有普遍性，那就是寻找自由空间，从刻板的现代都市社会生活节奏中解脱出来，不为五斗米折腰。当然，他们不是要学陶渊明返归田园，他们对都市生活有很大的认同，他们的理想就在都市光怪陆离的生活之中。如果说变“朝九晚五”为“朝酒晚舞”（酒吧名）有点夸张，那么深陷喧闹都市，他们所企求的就是在其中有自己小小的行动自由。
在拥挤的都市中寻找自由空间是十分奢侈的事情，自由空间的替代品就是想象空间，后海的湖面和酒吧在满足空间想象方面，同年轻人的心思十分契合。
1.湖面
这是什刹海与三里屯等地的最根本的空间差别。
最富有韵味的空间是什刹海那一片平静的水面，它居然有“海”的称谓。这据说是打元代延续下来的，那时人们把水泊叫“海子”（据说是蒙语），另一种说法是当初形容其“汪洋如海”而得名，其实，无论当时如何浩瀚开阔，估计都没能达到“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的程度。还有一种称谓是“积水潭”，这比较符合实际，由金代的白莲潭演变而来。但现在人们更愿意叫这一片为海，在心理感觉上要舒畅得多。积水潭包括三片海面——前海、后海、西海，潭竟然比海大，但一点也不矛盾，在人们的印象里两种称谓交叠，或者还有更多更复杂纠缠不清的名头，意味着历史的丰富性和各种文化的交互渗透，有着十足的人文韵味。
真正的人文韵味还是来自其合度的空间距离。也怪，什刹海与北海只一桥之隔，水域相通，气息却完全两样。北海当年是皇家园林，现在还有肃穆之气，辟为公园，游人络绎不绝，然而日暮人散，白塔依然孤高寂寞地与世人保持着距离。什刹海周边原先尽管遍布王公巨卿的宅院，但是间有寻常百姓家庭，市井气息浓郁。市井气息来自平凡而重复的日常生活，来自水面和市民之间亲切的依存关系。
什刹海正是由于没有“汪洋如海”的气势，没有公园管理制度造成的隔阂，才显得亲切宜人。隔岸相望，衣袂朦胧，笑语可闻，有江南古镇的味道。在银锭桥这端，湖面只有三米来宽，似纵身一跃，就能跨越。如果从东到西都这么狭窄也很乏味，幸好在向西迤逦途中，逐渐荡开，在宋庆龄故居附近，水面则要开阔得多，舒展自如，又非杏花春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格局可比拟。
任何城市只要有水，一切都会灵动起来，除了生存和生活上的需要，还有心理和精神方面的理由。诗人们固然行吟泽畔，恋人们亦常常“在水一方”，就是居家过日子的妇女们何尝不可在河边捣衣时相互拉拉家常，诉说胸中的快慰或烦恼。《清明上河图》所展示的风俗画卷，真实地反映了都市生活和水的浪漫关系，踏春、观景、扫墓、赶集、相亲、会友等等，这一切都依赖于那条母亲河。
到了现代，江河湖海在生存和生活方面的功能则被掩盖起来，只是通过各种深埋的管道与厨房、洗手间及各类生活设施相联络，人们容易忽略了其最基本的用途。它们似乎只有观景的功能，游览的用途，正是这般情形所致，水面在心理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临水建筑的亭台轩榭等的功用无法仅用建筑学来阐释，风景的概念也在嬗变，其中水面的因素日益显其重要性。在商业社会，城市建筑中发展出来的“水景房”更成了特殊的概念而一枝独秀，因为并没有与其对应的“山景房”或“树景房”出现。水景房和品位、价格、财富、生活质量及社会地位结合在一起。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重要性，必然会体现在诸如风水、星相文化中，也难怪历史进入了21世纪，风水学居然大行其道，有“东学西渐”之势。在风水中并没有“风”，只有朝向、地形和周边风貌的关系等等，但是水是肯定要有的，它的位置和走向，哪怕是一口井或一座人造的水库都不可小觑。
什刹海地段的空间功能，就是由那一片水面所构造，它能引起的快慰和遐想似乎暗含着人类和水的关系的长长一段历史。平心而论，与其他城市的湖面相比，什刹海没有任何出众之处。尽管它有粼粼碧波和岸边垂柳，也不比任何城市的水面更加风光，遑论无锡的太湖、武汉的东湖、杭州的西湖，就是对比南京的玄武湖或济南的大明湖，它也不占优势。然而，空间功能的发挥不是来自空间大小的自然优势，它是相对的，相对于其所在的城市。由于什刹海坐落在超级都市的中心，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周围的环境越是喧闹，它便越发无可替代；周边的楼越高耸，它便越有平衡的价值。既闹中取静，又富有都市生活气息，对于北京人来说，它是唯一的，有人喜欢它的雅致，有人喜欢它的通俗和平易，也有人喜欢它混合的气味。这一切看起来都是以什刹海的自然风貌为基础，但是更主要的是它的都市氛围和都市语境。就好比一提起黄浦江，人们就想到上海，上海的外滩或东方明珠；提起塞纳河，人们想到的是两岸的淡灰色楼宇，想到的是巴黎。江河的风貌早就与大都市融在一起了，互相难以割舍。
2.酒吧
2003年之后，说到什刹海，人们的印象中会浮现出暖洋洋一片、鳞次栉比的酒吧和餐馆。
开设酒吧餐馆是利用这一空间的最佳方式，观景和憩息，小酌和闲聊兼顾，临时搭成的建筑不破坏原有的空间结构，还可以不断更换，重构新的想象性空间。
后海的酒吧上百间，其提供的酒水和饮料方面的差别远没有其象征空间的差别来得大。
那些酒吧的开间，大的不过几十平方米，小的只有十来平方米，沿着湖岸一溜排开，门面一家紧挨一家，基本上大同小异。但是在这大同小异中又必须同中有异，显示自身的风格和特色。店主们很少在酒水饮料或服务特色上下工夫（比起南方一些城市的同类酒吧，在服务和卫生等方面显得粗糙随意一些），却在起什么样的店名上挖空心思，如：铁和鱼、七月七日晴、蓝莲花、婉容的花、天与地、接触、左岸、胡同写意、温室咖啡、朝酒晚舞、藕、那里酒吧、桥西酒吧等等，小资情调似乎全在那别出心裁的名头上。接下来是店堂的装修，这也是营造氛围的必要环节，有的刻意仿古、有的全盘欧化，也有的是东洋味道，当然最多的是在中西合璧古今兼收中的自由发挥。
酒吧的名头是经常变换的，有的是经营者易手，另起炉灶，也有的是想通过更名而重整旗鼓。就像舞台的布景更换，虽然演员还是那些演员，但布景的转换会引出新的剧情来。
后海是年轻的寻梦者的好去处，尽管这梦境是极其模糊的，但因为有了灯红酒绿的色调，也就有了几分暖意和希望的幻觉。
3.名园故宅
这是后海独有的风景，也是一份深厚的历史积淀。
后海的空间中有时间，有历史，有传统。三里屯的空间中没有时间和历史，三里屯酒吧街是当下的产物，是西方的酒吧休闲文化和古老的北京碰撞而擦出的火花。后海则是历史融入当下，传统和现实共享的空间。
后海的名园故宅都有自己丰富而生动的历史，甚至当年的马厩和草料场也有曲折的、沧海桑田般变幻的传奇。①[2]
这些名园故宅中，最著名的是现为宋庆龄故居的醇亲王府花园和坐落在前海西街的恭亲王府，它们陆续成了旅游景点，供人游览参观。尽管那里白天游人如织，熙熙攘攘，但并没有使其失却那一份历史的庄严和神秘感。也许是那高深的围墙和朱漆的大门使它们继续固守住了历史的邈远和幽静，并同墙外喧闹的现实世界拉开了距离。
如果仅仅用“物是人非”来形容这些名园故宅，颇可商榷。更多的情形是人非物亦非，例如原先的涛贝勒府后来辗转成为北京市第十三中学，庆王府邸也辟为卫戍区所属机关的办公用房，原来的那个物，经过不断翻修，又拆又建，扩大或缩小，早就旧貌换了新颜。但是仿佛空间能将时间凝固，不管周遭怎样沧海桑田，人们还是能认同那院墙里的古老时间。就因为那里还保留着当年的空间，可以让后来者依稀辨认前朝。在这一范围里，只要不破坏原有的大格局，不彻底毁坏那些象征符号，就能给后人留下回溯性想象的余地。许多情形表明，若要想象在时间中穿行，有时必须借助空间。试想，如果在原有的宅基地上忽地拔起一座现代化高楼，那就彻底阻断了思绪的时间偏向。有时我们能见到这类折中的举措，即原有的古建筑倒是完好地保留着，近旁紧贴着建起了西式的楼群，像苏州的玄妙观、绍兴的鲁迅故居等等，可想而知，情形同样不妙。因为取消了应有的距离，也就摧毁了原有的空间结构。
幸好，后海的这些深宅大院历尽沧桑，几经转手，其空间格局大致未变。这里所谓未变，不是指具体的屋宇和相关联的种种细节未有变迁，而是说它们还基本保留着原有的舒缓和闲适的风貌，并与现代都市判然有别。尽管它们坐落在现代都市的中心，且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它们的空间功能似乎有了一种固执的时间指向，指向过去，面对它们仿佛就是面对历史。不管这些宅院现在住着哪些居民，宅院大门的一侧有没有“重点文物保护”之类的标志，或者围绕着它们有无掌故和离奇的传说，如“传为明珠故居”①[3]，再如在建筑式样和装修上仿照御宇而“僭侈逾制”②[4]等等，它们几乎都成为历史的等价物。历史并非就是过去，而是人们对过去的想象性叙事。这类想象性叙事如果有一定的空间背景作基础，那就有了丰厚的土壤，会生长出更饶有趣味的叙述内容来。特别是夜幕降临，周围一片似沉浸在黑魆魆的历史氛围之中，更使沿湖一带涂上了神秘而久远色彩。
尽管什刹海比较热闹的时分是夜晚，此时那些宅院的大门紧锁，与喧闹的酒吧陌路相隔，但是它们仍能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因为其空间语境仍在，它既可触发人们思古之幽情，亦可产生丰富的联想，更多的情形是它和形形色色的酒吧共同展现了空间的多样性，并拥有同一片水面。
4.寺院
寺院，在今天的后海空间里，它们有着与名园故宅类似的功能。据说什刹海的名头来自于环湖一带的寺庙的数量有十座之多，据资料记载，当初兴盛的时候，连湖畔和周边约有二十来座寺庙，当然是在不同的年代彼此消长。如今这些寺院大都名存实亡，还起着宗教功能的只有广化寺一所。其他的诸如护国寺、汇通寺、普济寺、三官庙、火神庙、拈花寺、什刹海寺等等，只能依古迹来看待，有些连古迹也算不上，毫无踪影，即便遗址也只保存在历史的记忆中。不过，说到周边的寺庙，不在于当年到底曾有过多少座，而在于今天人们试图挖掘、恢复，重建和改建的种种努力，因为这些寺庙的功能基本已经转换，它们似乎成了文化的代名词，有多少多少座寺庙，就意味着有多么多么丰厚的文化底蕴，量的增加似乎能加深质的醇厚。而遗迹范围的重新勘查、划定，只是表明人们在重新想象和构建历史时必须有空间作依托，拼贴历史的碎片也需要一定的场所。
作为古迹，或者重建的（或改建的）古迹，今天只有供游人参观的意义，作为信仰和宗教文化历史的见证，它们诉说着我们的祖先的某些心路历程，提醒着生活在时尚中的人们在时间的流淌之中还有着永恒的存在。也许有一天随着风尚的变化，那里将重续香火，由电子乐器发出的暮鼓晨钟之声还会飘荡在什刹海的湖面上。
二、开放型文化
如果不深入到里巷小街，在21世纪的今天，你满大街似乎看不到“北京”的风貌，当年的作家老舍和后起的一代剧作家如李龙云等笔下的北京已经为现代都市景观所覆盖。拔地而起的高楼、宽阔的柏油路、巨大无比的广场、无所不包的超市将古老的北京装点成十分摩登的超级大都市。然而从喧闹而宽阔的北二环或平安大街转入什刹海沿岸，顿觉清爽无限。千万不要以为就此找到了隐世的桃花源，其实后海一带是现代都市的另一副面孔。
作为消费时代的产物，后海文化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新都市文化，尽管后海的风貌基本保持着以往的格局，似乎不那么时尚，但是其开放性空间不仅不妨碍它接纳最时尚的文化，反而更有利于时尚的生长。人们对时尚的感受是某种风潮，强劲而短暂，它没有稳定的内容，没有连续性。另外，时尚还具有排他性，排斥一切旧有的、不那么时尚的对象。然而，在新都市文化的语境中，一切都在改变，时尚既推陈出新，又包罗万象。新都市生活的节奏使得时尚成为一种常态。在什刹海一带多少可以证实这一感觉。这里仿佛是时尚的橱窗，环湖的店面和周边的环境似乎日日在翻新（其实，这里白天最忙碌的是建筑工人，尽管一到夜晚他们就会悄悄隐去），你能感觉到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有新鲜的事物冒头，有别样的风景闪现。当然，什刹海的自然风貌是稳固的背景，在这稳固的背景上有某种深厚的积淀是不能完全用时尚来概括的，时尚中也有某些元素长存不衰，因此称后海文化为时尚不是要切断后海与历史和传统的联系，只是强调后海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有着共同的情景。即便是古旧的风物，在新的情景中也会生出新的含义，这种含义虽然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情景有一定的约束力，它会把周围的一切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变成新的文化的一部分。
1.夜生活的创造功能
笼统地说，都市文化的表征就是时尚。与传统的乡村生活的封闭、自给自足相反，都市生活是向当下开放的，所以都市文化是面向时尚的，由于它和现代工业文明是孪生兄弟，因而获得了点铁成金的魔力。它能让故旧的风物露出时尚的笑容迎接大众，可以在一夜之间把它们变成著名的旅游景点或采风的好去处。如果需要，还能开路、造索道、建星级宾馆连带豪华厕所，在将观光客带到它们那里的同时，也将自身延伸到周围的每一个角落。
由此可以说后海就是时尚，后海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时尚的作用，后海既是时尚的发源地，也是时尚的表征。后海的时尚不仅仅是酒吧街，不仅仅是购物和小吃，也不仅仅是古旧的建筑和名人故居，它是以上所有对象的综合，并且时尚就在这综合的语境中诞生。西美尔曾认为，时尚是一种复杂的结构，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时尚不是体现在某一些具体对象中的，它主要是情景的产物。时尚或不时尚不是由某些具体的个别的行为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大情景。这里说的大情景就是夜生活。
在都市文化中，夜生活最具创造功能。首先都市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夜生活，夜生活本身就是都市生活和都市文化的产物。这不仅是相对于乡村生活，而且也相对于小城镇生活。大都市的喧哗使日常生活速度加快，并且都市文化将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规律倒置过来，或者说把白天的时间延长，延长到深夜两点或者更晚。现代的照明技术和都市环境为夜生活的展开提供了很完备的保障，白天是旅游观光客的天下，夜幕降临，都市年轻人出动，既从事消费，也从事生产；夜晚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更加直接，不是生产具体的消费品，如酒和其他饮料，而是生产出娱乐的各种方式。
日出而作，日落娱乐。这日落的娱乐同时也是一种生产活动，需要资本的投入，需要一批产业大军。东直门簋街的昌盛、王府井大排档的热闹、三里屯酒吧的红火都不是简单的供求关系促成，是大都市环境中生长出来的新的生活方式和内容。从农业文明的角度看，它们都是“恶之花”，尽管艳若桃李，却散发出腐败气息，但是这种气息是大都市夜生活最合适的土壤。当年著名作家茅盾写《不夜城》时，旧上海是农业中国的一个特例，曹禺先生的《日出》写的也是上海，上海的夜是罪恶的渊薮，健康的生活从太阳升起的时候开始。然而工业文明和市场机制却偏偏将罪恶之夜扩展到所有的都市，让“恶之花”开遍全球。
在一些文明研究者的眼里，晚近的城市应该是反自然的，如斯宾格勒在其《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是这样论述城市文明的，“它希望成为一种和自然不同并且高于自然的东西，这些高耸的山墙、巴洛克式的圆屋顶、尖阁和尖塔既不是也不愿意成为跟自然有任何关系的东西。宏伟的大城市，即作为世界的城市接着开始建立起来，它除了自己以外不能容忍别的东西的存在，而且要去消除乡村的图景”。①[5]我们可以质疑这一截然对立的划分方式，但是城市发展的逻辑中确实有对大自然的排斥性，它以楼宇和水泥制品来侵吞自然空间，恨不得利用一切机会将周边的一切都变为自己的领地，即便是修复古建筑（古建筑因其古旧而在今人眼里有了“自然”的意味），城市发展的逻辑在这里也会大做文章，它以修复的名义大肆扩建，添油加醋，在周边造出许多景观来。无论是修复岳阳楼，重建圆明园，还是再造滕王阁，都市文明都有一种冲动，那就是侵吞大自然，以技术制作的奇观来覆盖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只是现实的情势不会只按一种逻辑运行。另一种价值逻辑的反抗，就是在都市中心开辟公园和绿地，甚至人造草坪来加以抵抗。
现在好了，人们把“恶之花”从四周水泥楼厦中移植到自然环境中，移到当年有“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美称的什刹海，不仅使之开得更加艳丽而灿烂夺目，也省却了许多成本和麻烦。
当然，最能反映都市文化和风貌的是追赶时尚的人群，他们也是后海情景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入夜，没有熙熙攘攘的人流，没有灯红酒绿下膧朦的身影，后海就不成其为后海，这情景就是每个人都希望从热闹的人群中获取力量，从别人身上窥到时代的气息，或者通过夜生活的氛围来感受时尚，并试图创造出与白天不同的生活来。
2.夜色
20世纪90年代以来胡同游成为什刹海一景，一溜的三轮车队，穿着红色或黄色马甲的车夫，在胡同中穿梭。北京风情吸引观光客，国外的游客对老北京的民居民风似乎比国人更感兴趣（国人来京旅游的关注点是故宫、八达岭、颐和园，还有大大小小的人造景观）。管理当局则慢慢地修缮，整治环湖一带的景观和建筑，也修路，也疏通河道，只是节奏缓慢，有点例行公事的味道，依稀之中有一些变化。但是城市的四围却在大拆大建，都市建设的力气基本用在三环、四环、五环一带，拔地而起的公寓和写字楼，巨大的超市和购物中心，那里真正是日新月异。而城市的中心，什刹海一带风光依旧，安详又宁静，除了附近的百姓，就是匆匆来去的外来观光客。但是在2003年以后，这里成了吸引年轻白领的好去处，显然吸引他们的不是前朝的古迹，不是衰败的王府，更不是湖水的韵味，而是夜生活。说得全面一点，这里的夜生活有了湖水和老宅的衬托，别致而富有情趣。
在银锭桥畔有一处“后海夜色”的茶餐酒吧，占据了一个很好的观景位置，在烤肉季的西侧，把着一个街角，可以西眺，亦可南望。其实就自然风光而言，后海的夜色不如后海的白昼，白天有湖光山色，有杨柳依依，有青砖灰瓦，还有飞檐画梁，古色古香。特别是秋日的下午，户外绿水与长天一碧如洗，美轮美奂。后海夜色没有特别之处，也就是酒吧街的夜色，除了有时湖中有篷舟摇过或河灯漂移，和别处热闹一点的酒吧街没有明显的差别，周围一片都沉浸在摇曵的彩灯和广告灯箱之中。然而，后海的夜色中有人气，有熙熙攘攘的人群，灯红酒绿和觥筹交错，特别是在夏日，还有疯狂和喧闹。
当自然和都市文明奇特地交融在一起时，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吸附着夜间游荡的人群。这些人群由各种社会成分组成，都市白领、北漂、商人、观光客、艺术家、青年学生等等，他们的共同点是内心的欲望需要外部情景来调动和激发，而夜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有着奢华的光彩夺目布景的舞台，它会使踏上这个舞台的每一个人情不自禁地摆出各种姿态，投入角色之中。应该说后海夜色就是都市夜生活的典型。
这里有一种微妙的关系变化，原本这里是以名园故宅和周边一带古旧的风貌吸引着白天的观光客的，他们三五成群，漫不经心。有关管理部门缓慢的修缮节奏倒是与之相称，一旦夜生活的兴旺使其成为闹市，什刹海周边就加快了整治和修缮的速度，旧有的、翻盖的、仿造的各色建筑，统统装点一新。灰瓦粉墙、簇新红门，新贵的气息和旅游胜地的做派混杂。其实在夜幕笼罩之中，只有咖啡馆和酒吧奇异而刺眼的光泽吸引着游客，而游客们也是冲着灯光而去，像趋光的飞虫。黑夜中的灯光和流行音乐成为某种坐标，将游荡的人会聚到一起，全不顾也不必知晓什刹海的今昔变迁和历史底蕴，他们关注的只是“今宵”，关注的是夜生活的质量和湖边那一排咖啡馆和酒吧。
3.夜生活衍生公域的新功能
在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的理论中，咖啡馆曾有着了不起的地位。哈贝马斯认为，17至18世纪的咖啡馆和沙龙是市民社会的公共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逐渐形成，并对公众舆论保持其影响力。当然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是有着这样一些次序排列的，即它们作为公共领域的诸种机制之一，“首先是文学批评中心，其次是政治批评中心”，这是结合当时社会上发行的一些人文周刊而言的。因为当时，“新的杂志和咖啡馆生活的内在联系十分密切，以至于随意翻阅某期杂志都可以完整地复述出咖啡馆里的生活”。可以这么说“那些周刊完全成了咖啡馆里讨论的一部分，并且同样也把自己看作是文学的一部分”。①[6]
但是今天后海一带以惊人的速度崛起的酒吧，不复是哈贝马斯笔下的18世纪的咖啡馆，因为在电子网络几近普及的时代，公共的舆论空间早已转向网络，公众的交往和公共舆论的形成很大部分是由电子传媒所达成，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所以，当这部1961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1990年再版时，哈贝马斯吸收了梅洛维茨的观点，于再版序言的结尾处强调：电子传媒改变了公共交往的方式，动摇了原有的社会边界，这不仅是指原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边界，也指时间方面的界限，即在电子传媒时代“不是同时发生的事件也有了共时性效果”。①[7]
尽管电子传媒取代了以往沙龙和咖啡馆的功能，咖啡馆依然红火，特别是后海的咖啡馆和酒吧，它们有着想象性功能、象征性功能。当然在一个社会学学者那里，运用所谓的“社会学想象力”来看待咖啡或咖啡馆，会读解出许许多多内容来，比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轻而易举地罗列了咖啡的五种社会学内容：
第一，我们可以指出，咖啡并不只是一种提神的东西。作为我们日常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它还具有符号价值。
第二，咖啡是一种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对大脑有刺激作用。⋯⋯但在西方文化中，大多数人并不把嗜好喝咖啡的人看成是吸毒的人。咖啡就像酒精一样，是一种社会能够接受的毒品，而像大麻便不属于此类。
第三，一个人一旦喝了一杯咖啡，就等于卷入了遍及世界的一组复杂的社会与经济关系。咖啡是一种把地球上一些最富裕地区和最贫穷地区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产品。
第四，饮用一杯咖啡的举动足以推定过去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我们今天喝的几乎所有咖啡都源自曾经被欧洲人殖民的地区（南美和非洲），因而根本谈不上“自来就”属于西方的饮品。殖民时代留下的遗产至今仍然对全球咖啡贸易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第五，咖啡这种产品是当代许多关于全球化、国际贸易、人权和环境破坏的争论的焦点。随着咖啡的日益普及，它的消费已经变得“品牌化”和政治化了。②[8]
当然咖啡和咖啡馆在概念上并不同一，咖啡馆作为一种场域，有着更丰富的读解内容。正如咖啡馆的菜单，除咖啡以外还开列着各类酒水饮料，西式糕点等等，在理论上这张菜单还可以无限扩展。所以它们在意义和功能上也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4.社交功能及其模式
不过在无限的可能性中，人们首先会注意到这一场域的夜生活和社交功能，无论是咖啡还是茶水，鸡尾酒还是软饮料，都是以上功能的点缀或辅助品。夜生活虽然是休闲的和娱乐的，但却不是自娱自乐的，它发生在社交场合和公共场合之中，因此来咖啡馆的人很少独饮独酌。他们三五结伴，呼朋引类，除了自己的小圈子，也确信别人或别的小圈子在此时此刻会蜂拥而至，而其他人群的到来更确证了这个地方值得逗留。说到底是互相证明彼此都找到了消磨时光的最佳方式和最佳地点。
如果说白天在公司、企业、有关机构等单位上班是生存意味的生产活动，那么夜晚的休闲活动是带有生活意味的情趣活动，相比前者，后者似更加高尚一些。然而，夜生活中，这些情趣活动是象征性的，它并不根植于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性，对情趣的理解和领会虽然因人而异，社交活动的方式却是被规定的，聊天、啜饮料、享电子摇滚、观看前卫录像，或干脆将以上活动从陆地搬到船上，泛舟于湖心，添几分风雅。所有这些看来是个人的喜好和选择，其实与个性和情趣的关联并不紧密，因为夜生活有自己的模式，正如长沙的洗脚和沈阳的听歌，很是风行。其实湖南人并不比其他省份的人更爱洗脚，东北人也不比别的地区人更爱歌喉（当然，这不妨碍某些专家考证出其历史渊源，如楚国人历史上就喜欢洗脚，有“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的说法为证），但是，当洗脚或听歌成为一种时髦的休闲方式时，它们立即风靡全城，左右着消费人群的选择。可以说夜生活的模式开发和再造了都市人的情趣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有两大要素，即聚会和喧闹，使人时时刻刻处于热闹的情景之中，正是在聚会和喧闹中，个人可以从“斤斤计较”和“精于算计”的交易环境下解脱出来，得到放松。因此，西美尔将都市人看成是“用头脑代替心灵来作出反应”的社会群体，人们基本处在“克制和冷漠以及理智生活状态”之中。①[9]但是，在喧闹的夜生活中，是可以例外的，人们隐身在喧闹的情景下，由心灵来作出抉择而不必借助于理性的思考。当然也有人将夜生活熟练地作为一种应酬方式来运用，这只是白天工作的延伸。而这里所讨论的夜生活，基本是属于消费范畴的，它受特殊的需求关系所支配，是大都市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当然，夜生活的模式必须是一种社会的消费模式，不仅因为它是在都市生活环境下被创造出来的，还因为依照鲍德里亚的理解。这也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它利用都市人居住集中的便利条件，能有效地调动一切社会资源，人力、物力和资本的投入，其间还能产出巨大的利润回报，使得这一模式不仅能维持运作，还能不断扩大其规模，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这就注定都市夜生活不是私生活。夜生活带有公共性，它是娱乐性的社交活动。至于在这一过程中具体是哪种娱乐方式流行，成为时尚，有较大的偶然性，不取决于理性的设计和规律的必然性，而是取决于即时即地的情势，包括商业上的造势，当某一娱乐方式一旦被“品牌化”，即会招徕大量的消费者。如果说三里屯酒吧相当于老品牌，后海就是一种新品牌。培养夜生活情趣和学习烹饪没多大区别，看别人怎么做，照着模仿即可，不同的是，学习烹饪需要一定的技能，夜生活情趣则取决于对大语境的感悟。这一大语境是综合的，不仅是指沿湖一带由细节到整体的，还包括酒吧街外部的都市生活。就酒吧街而言，每隔一段时间，细节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化，街道的整修，门脸的翻新，店面的易手和改换，然而这些细节的变换正是作为整体语境的需要。正如牌局，尽管打法一样，但每次发到手里的牌都不相同，就有了变换所带来的乐趣。
5.氛围与想象
很有意思的是，每一家咖啡馆或酒吧都有一至数个书报架，每个书报架上都有几种时尚类杂志或地产类杂志。时尚代表潮流，地产代表财富。这样时尚—潮流—IT—财富—地产（确切地说是房产）和咖啡馆酒吧结合在一个空间中，给光顾者提供某种想象。所谓想象空间，并非文学或艺术想象，而是信息氛围下的提示和暗喻，有着一定的规定性。这一氛围的构成还需要一部分古今中外的书籍，其中外文书籍要占相当大的比重，以显示其国际化程度。在墙上应该有小幅的油画，古典画风的或印象派的。如果别出心裁，搜集有关民风民俗的艺术品和器物，如民间艺人的剪纸、陈年的陶罐、绣花的土布、老照片等等则更有韵味。在全球化语境下，民间艺术和器物有着特殊的价值，甚至包括它们的复制品和仿制品，因为这些都是传统、文化、民风民俗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物。
艺术收藏或古旧的器物喻示着品位和财富，这似乎是今天忙忙碌碌的现代人的大语境，无论是咖啡馆的常客还是偶尔光顾的过客，都需要这一氛围。在此氛围中啜饮、谈生意、谈恋爱、聊天甚至发呆，一切都顺理成章，酒吧或咖啡馆的经办人不言而喻的职责就是制造氛围和品位，或者说制造有品位的氛围。
品位和氛围，不是由一两家酒吧和咖啡馆完成的，它似乎是一种社会性认同，有相当的规模来保证。特别是在后海，单个的咖啡馆与湖面相对，就有了些许情调，而鳞次栉比的酒吧和咖啡馆则构成了大的氛围，氛围比情调更重要。虽然情调也是一种氛围，氛围包含着情调，但是氛围中似有某种裹挟的力量，暗示的力量，想象力就在这些力量的推动下蠢蠢欲动。
前文说过，这里不是要讨论文艺创作的张扬个性的想象力，而是指白领阶层的都市梦幻。都市梦幻中有西方的老电影打的底色，有最时尚广告的提示，当然也必须有美酒加咖啡、旋律明快或暧昧的音乐、昏暗摇曵的灯光、前卫的画作、可以隔窗观望的熙熙攘攘的过客等等。或许还会有许多更加奇特的意象，如：精致或奇特的玻璃制品、旋转而上的木楼梯、撒落玫瑰花瓣的洗手池、别出心裁的空间格局⋯⋯不过无论如何，在都市梦幻中肯定有关于财富的梦幻和欲望，因为所有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财富。
自然，接下来还有关于财富的想象，它不太会是银行里的数字，或者是股市里的希望，它应该有具体一些的形态，如带有草坪和车库的别墅、豪华的轿车、靓丽的服饰、奢侈的化妆品，还有时尚的健身方式。而这些想象正好都在唾手可得的方便处，在就近的书报架里，不一定要翻看这些书报杂志和广告，事实上没有什么人会在这里下工夫阅读（真正的阅读者会自备书籍），也不必一瞥杂志报刊花里胡哨的封面和诱人的彩页，只要这类宣传品存在，就足以表明它们有不可或缺的功能。是的，人们不一定翻看它们，但是它们必须存在！它们是环境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
后海的氛围，还来自其地域优势。这样一片风景区不是在城市边缘或城乡结合部，而是在北京城内，二环以里的中心地段。北京的写字楼大多在城区的外围，三环四环，甚至更远的聚居区，年轻的白领从城区边缘进市中心，多少有一些朝圣的意味，这是想象的精神中心，尽管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划定的中心，但是人们在心理上需要这样一个中心。而后海的地域优势转变为心理优势，吸引着四方来客。这和三里屯酒吧街形成有趣的对比，三里屯作为外国使馆的集中区域，有着西方文明象征的意味，它的地理位置贴近东三环，偏于一隅，和后海遥遥相对。在改革开放初期，三里屯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地方，使馆的高墙和森严的警卫，似乎是捍卫着某种生活方式，不让其外泄，这间接导致三里屯酒吧特别火爆，因为这里成为一个窗口，可以窥视西方世界的某种生活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整个90年代一直如此。而后海一带安详，作为外国人旅游观光的一个去处，后海是以古都风貌、市井景观的混合体示人的，它是老外窥视国人生活的一个窗口。
北京的特殊是作为地理位置的市中心不是都市生活的中心，如故宫、中南海、天安门广场等地均缺少都市生活中心的功能，这一片巨大的空间，庄严肃穆，供人瞻仰，发挥着其现实的或象征性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每有重大的庆典，这里更是万众聚集一片欢腾。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却与喧嚣的都市生活无缘，当曲终人散，这里依旧恢复到肃穆而空旷的寂寥之中。夜生活的所在地应该是在都市心脏附近，当原本的地理中心无法施展这一功能时，那么后海一带由于依傍中南海，直接承担了这一功能。当然还有东直门簋街、南锣鼓巷等地，它们共同发挥着都市生活中心的作用，也承担着新都市文化的生产和创造功能。
三、新都市文化的时尚来源
说到什刹海的时尚，不能不说到都市生活的时尚来源，当然，情形有点儿复杂。按照早期时尚研究者的看法，时尚往往是由社会的上层阶级所掌控，这些阶层正是通过时尚把自己跟社会大众区分开来，并且社会的“上层阶层所树立的荣誉准则很少阻力地扩大了它的强制性的影响作用，通过社会结构一直贯穿到最下阶层”。①[10]不过，就中国而言，19世纪末以来，这一情形有了明显的变化，西风东渐，时尚的风潮大多是从西边刮来的，时尚也往往是洋玩意儿，即时尚的走向由原先的自上而下，转变为横向的，自西向东。虽然如此，由于时尚传播的路线是从西化精英到普罗大众，仍然可以看成是自上而下。然而自上而下的惯例也常常有例外、有变化。时尚的风向有时难以捉摸，时尚也可能来自大众，来自大众的某一阶层和某一群体，无论是《大话西游》的流行，还是某一款式服装如牛仔服的风靡，都可能说明这一点。因此时尚也往往有自下而上的或横向趋势。有的博客研究者认为，这一转变最明显的例证可以在网络或博客上获悉，他们描述了博客时代“时尚的新机制”，指出，是博客“颠覆了时尚既定的传播流向，博客成为时尚的历史也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反向流行历程”。②[11]对博客现象的这一描述，揭示了新兴自媒体的特殊的社会功能。不过认真追溯起来，应该说自从消费文化产生，情形就有了些变化，所谓自下而上的倾向在消费文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消费文化的价值观是由社会心理决定的，引导社会心理的因素虽然很多，但是平民阶层所体现的群体倾向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最大，因为这一阶层在消费和购买力上体现出来的能量是巨大的，在这一领域里，他们个体的力量是相加的，千万个个体的力量足以汇成时代的潮流，使之有一种非理性的裹挟势头。而以往，在传统社会中，大众在思想观念上是追随精英阶层的，即便有自身的追求，在话语的表达上也是无力的，不能对社会潮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今，个体的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可以转换成某种话语的表达。
具体到后海，其时尚来源与三里屯酒吧有明显区别。三里屯的时尚是单向的，起码有一度是单向的，以“洋”为时尚，从洋酒到西洋音乐，也包括店面的布置和装潢。后海的情形显然要复杂得多，气象也阔大得多，在大情景中，一切均披上时尚的外衣，西洋的可以，古色古香亦可。甚至钓鱼的、暴走健身的、唱怀旧歌曲的也不无时尚的意趣。在某些时尚本质论者的眼里，后海的时尚是马马虎虎的时尚，是一锅粥的时尚，没有三里屯的正宗。但那兼收并蓄的劲头，其实正说明了来源的平民化和大众性。不过，时尚来源的多元导致了时尚的多样和庞杂，因此新都市文化的特征包含着时尚的混杂性。
时尚和新潮有时是同义词，但是时尚并不总等于新潮，在新都市文化中，时尚具有混杂性，但在一定时段内有主导情景。
时尚的概念与古老、与传统对峙，但是概念的对峙并不表明指涉的对象一定有天壤之别。特别是时尚的概念，没有固定的对应物。前文已经讨论过，今天的时尚是多元的，已经不是精英阶层向草根阶层的单向传播（如西美尔、凡勃伦所言），当然，也不是正好相反，由草根阶层向精英阶层作逆向传播（尽管网络时代已经提供了这种可能），而是多维的、交叉的，重叠的多向互动传播，即时尚的来源是多元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当代生活的节奏加快，时尚的节奏也随之加快。按照西美尔的说法，这是“反映了对强烈刺激的迟钝程度”，并且“越是容易激动的年代，时尚的变化就越迅速”，①[12]故没有一个社会阶层可以独占时尚，也没有一种趣味可以持久地成为时尚的标准。各类时尚之所以相交在后海，是因为后海的那一片空间，这空间可以容纳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流，自然可以接受各路时尚，时尚也必须寻找其可展示的空间，所以它必然从各个方向聚拢来，聚集到这一方宝地之中。
一般说来时尚的主流人群应该是年轻的白领、生意场上成功人士、梦幻的“北漂”一族等。他们的娱乐、休闲、生活方式就是时尚的模板。银锭桥两侧的酒吧和摇滚就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然而稍微观察细致一些，人们就能发现后海时尚的独特还在于那里有另类的夜生活模式。后海有中老年人的一块天地，在那里，中老年人与“早酒晚舞”的年轻人似乎有同样的心态。他们唱怀旧歌曲、暴走健身、在夜色中垂钓，并以自己的热情表明，都市的夜生活有他们的一份。既然当年那宁静的湖畔曾经是他们的百草园，那么今天这时尚乐园依然是他们的游戏空间。没有这些，后海就不成其为后海，没有一种时尚可以覆盖生活的底色，时尚的混杂共生是时尚中的时尚，也是新都市文化的显著特征。
四、消费语境中的“自然环境”
消费文化有强大的内驱力，它会源源不断地生产时尚，即不需要再由精英来倡导某种风尚，它内在于现代的市场竞争机制之中。并且消费文化是有全球化趋势的、感染性很强的风潮，它并不扎根于某一特定的文化土壤中。所以与以往的情形不同，因为它不是传统概念上的文化，即语言文字符号组成的文化。消费文化是由特殊的符号如物质产品或特定的情景构成，有某些有效的功能，实用的功能兼心理功能，也有诱人的外观、形态，再加色、香、味等等。所以消费文化概念的发明者，鲍德里亚在创始之初，就把一大堆日常居家度日的消费品，如从简单的生活用品到家用电器，从服装到化妆品等等都罗列其中，甚至女性的身体也囊括在消费文化之中。鲍德里亚之所以把它们作为文化来看待，是因为“今天，很少有物会在没有反映其背景的情况下单独被提供出来”，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服装、电器等都提供一系列能够相互对应和相互否定的不同商品”。①[13]按照结构主义原则，人们在其中能读解出符号意义。当然，这一类符号意义与其能指的联系并不紧密，不像词典，词汇和意义有着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在消费社会中，符号意义并不胶着于特定的能指形态，更多的情形是取决于大的语境和新近的流行趋势。所以在消费文化中，思辨的、形而上的意味淡薄，感受性的，心理性的暗示，或者说声色犬马的意味比较浓重。
虽然，鲍德里亚在他的著作里没有谈到自然环境也可以作为一种符号来读解（虽然他已经注意到了整个社会将因自然环境的破坏而作的弥补也作为增长的最新成就来炫耀的荒谬性），然而自然环境——往小里说，哪怕是它的微缩景观，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就像当年欧·亨利小说中的《最后一片叶子》，其在病危的琼西的心理引起的那种延续希望和憧憬的功用。而今，“都市绿地”或“水景”在我们看来也成为那一片片瞩目的绿叶，无论在城市普通居民，还是环保主义者的心目中，无论在市政管理部门，设计部门，还是在房地产开发商眼里，均有着无可取代的重大价值。正是大都市的迅速扩张，使得原本不为人注意的、熟视无睹的大自然和自然空间成了稀罕之物，正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才使自然环境有了农业社会所不可能具有的现实的或象征的意义。
不过进入消费社会，自然空间的意义就不再是那几种固定的说法。如在18世纪启蒙主义者卢梭“回归自然”的呼吁中，大自然是纯洁的、天然的象征，自然状态是一种最天然的符合人性的状态，而人类的文明进程，如所谓的都市文明则使人性扭曲，违反人类原本的天性。再如，在19世纪某些人类中心主义者那里，自然是相对于主体的客体，它们在逐渐人化的过程中与主体同一。是人类社会的演化使得大自然的意义常新。
在今天的新都市文化中，“大自然”还会不断增长出许多新的、以前所意想不到的含义。例如复兴“风水”这门古老的法术（甚至发展成一门可与行销学相媲美的学问），重新使山水形胜与人的居住环境及市场价值挂钩。生产新的空间意义，即不是物质的存在和运动形式的几何空间，而是与当代人情绪和心态不断变化相契合的心理空间，人们会发现在同一物理空间中可以并存多种心理空间；变空间为一种时尚的载体，创造新的空间奇观与消费的社会结构相吻合（条件是它必须向大众敞开，一旦被建筑物或别的对象占有，其物理空间就会凝固）。大自然本是无价的，几千年来静静地、安详地存在着，几不被人们所察觉，就像空气，不在缺氧或重度污染的情形下，我们丝毫不会加以关注。但是在近百年来都市化的情景下，特别是在消费社会，它进入了快速的升值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大自然成为衍生多种意义和不同意义的空间。
新都市文化是多元的、开放的、有很强的包容性的，这多元和开放来自多种观念的倡导和相互作用，来自各种有关现代生活理念的实践，也必然会将大自然和生态平衡囊括其中。其中有些理念可能是互相矛盾的，有些则并行不悖，但是这些都能被包容到今天的文化实践中。都市生活实践的丰富性、开放性、复杂性、通融性总是会突破种种观念和理念的预设，创造出难以预测的、驳杂的生活形态。这一点在什刹海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
什刹海周边演化的最奇特之处是，关于它的功能一直在探索和讨论之中，而同时对它的修缮、拆建和改造也一直在进行之中。尽管早在1984年，政府和有关管理部门就开始制订《什刹海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总体规划》，并在1990年经首都规划委员会公布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但是具体到如何规划、如何保护、如何整治，很难统一，讨论中有各种声音，有争议，没有定论：是风景旅游区、酒吧街、老北京风情景区、市民生活休闲区，还是历史文化保护区？按理上述的诸种功能并非相对立，它们往往是兼容的，例如，旅游和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并不冲突，或者说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正是为了让更多的观众有瞻仰的机会和可能。然而在消费社会的今天，情形有点复杂，承认其旅游区的功能，可能会一夜之间增加许多旅游设施和开辟出新的旅游项目来，这显然会危及历史文化的保护。如强调其民风民俗，那么伪民俗的建筑和器物大行其道，最后非搞得俗不可耐地收场为止。因此，一方面市政管理部门、有关专家学者、市民、周边住户在大众媒体的参与下，对什刹海的历史文化地位、当下的功用、城市生态和环境保护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而另一方面，环湖一带的改造和建设也在含糊、矛盾甚至对立的理念中各行其是地进行着。夸张地说，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小拆小建，每天都有局部的变动。但是正是由于争论，所以周边的拆建和改造基本上是小规模的、零星的，反映了管理当局谨慎的、尽可能保护现状的明智态度。
在当代中国，开发商、建筑商最有排山倒海的力量和大的气魄。他们有用不完的钢筋水泥，有大功率的推土机和各类最先进的建筑机械设备，还有迅速的动员和运作能力（如批地、拆迁等），也因此他们有呼风唤雨、改天换地的伟力（当然强大的力量背后有巨大的利益）。但是这一伟力在什刹海一带颇为收敛，没有制造出巨大的动静，总算保留了那么一块近4平方公里的空间。传统、权力意志、民意等等很例外地在这块土地上保持了一致，成为一道巨大的屏障，阻止了大规模建筑开发的摧枯拉朽的脚步。这道屏障背后有许多现实的力量作支撑，也有历史文化的或社会心理的因素在起作用。有些是暗中发力，有些则在明面上，有堂堂正正的理由，例如“老北京的生活风貌”和“都市野趣”就是其中两道重要的保护屏障。
1.老北京的生活风貌
什刹海作为北京25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是老北京生活风貌的标本。有专家认为，在诸多保护区中，“什刹海和天桥是北京最有人民性和民俗特色的”。①[14]老北京风貌其实是巨大的混合物，有历史古迹，有王府花园，有普通民居，有京味小吃，有风土人情。有关部门在1995年推出胡同游，并把什刹海一带作为主要景点，就是因为老北京民风在这一带还留有十足的余韵。虽然老北京城内布满大大小小的胡同，虽然胡同的风貌大同小异，都是灰墙、老屋和悠长的七曲八拐的巷子，但是在金丝套一带，密集的胡同显得格外幽深和古朴，斜街曲巷、老树、剥落的院墙。因为三面环水的缘故，步入缠绕得如蛛网状的胡同就仿佛走进了迷宫，紫禁城那四方四正的方向感在这里完全不管用。在这里漫步和穿行城区的其他胡同不同，你不必担心走着走着，眼前会突然耸立起一幢现代化楼宇，倒是能猝然撞见深宅大院。每一座大院都可能记载着前朝遗事和百多年来的神秘故事。
为了保持历史的神秘感和旧有的风貌，后海一带新盖的建筑基本都取四合院的外观。灰色的围墙配朱红的大门，楣上吉祥的户对和脚下坚实的门当也像模像样，只是门墙旁那车库的金属大门暗示着大院里的现代化装修。同样的理由，前海东侧建造的金锭桥，为汉白玉三孔拱桥，取长虹卧波之势，一派雍容华贵，只是取名太珠光宝气，抵消了些许神秘色彩。设想这里如果矗立着现代化的钢架水泥桥，那么观感就会完全不同，
民以食为天，老北京生活风貌中自然应包括饭庄、餐馆和茶楼，无论是作为风景旅游区、历史文化保护区还是休闲度假区，吃的文化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环海一带，除了银锭桥畔的烤肉季是老北京百年饮食文化的缩影，其他基本上是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来陆续开张的，开张就红火。除前海西侧一字排开的各色餐馆外，周边零星地散落着的各类餐馆也很有起色，粤菜、湘菜、川菜、客家菜、杭帮菜、云南菜、私家菜等南北风味在这里都有一席之地。这里要说说私家菜。私家菜是指古时深宅大院里的美味佳肴，“从前，官府的厨师离开府邸后，流落于民间，这些厨师在官府菜的制作基础上，进一步将烹饪技术融会发挥，久而久之，自成一种类别”。①[15]私家菜的吃法是厨师配菜，而不是顾客点菜。说到私家菜，不能不提及厉家菜，坐落在羊房胡同11号的厉家菜餐馆作为“宫廷风味菜”而名扬四海。据说厉家菜的配方和做法是厉家的先人从清宫里承传下来，又有溥杰先生鉴定，称之为“地道的大内菜肴”，还留了墨宝“谨心妙腕调宫馔，继往开来备八珍”②[16]为证。西海边和柳荫街有几家饭馆，也是打着宫廷菜肴的招牌，如“皇家佛跳墙”“宫廷养生餐”等，当然里边的厨师有无高人指点，与大内御膳有无传承关系都无关紧要，关键是在符号氛围上向“皇家”靠拢，餐馆内部的装潢和布置上尽量展示豪华气派，在想象功能上发挥其作用。另一家西海鱼生，在用餐环境上颇有讲究，除了有大厅、包间，还有廊桥伸向湖中，顾客用餐可凭栏而坐，把酒临风。当然还有更风雅一些的选择，即在固定的船舫或游船上也可雅集，有诗酒泛舟的韵味，江南风掺入老北京风貌中，也算相得益彰。当然在这些地方用餐价格不菲，也是为显示其“高雅”的一种手段。其实是贵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无价的清风明月上。
2006年夏，后海一带还兴建了“九门小吃”，各类媒体争相报道，着实热闹了一阵。因前门改造，一些老字号小吃店无处安身，移花接木，将它们异地安置，接纳到后海的景观中来，是有关管理部门颇有创意之举。搬迁到孝友胡同来的传统小吃店包括小肠陈、爆肚冯、茶汤李、年糕钱、奶酪魏、羊头马、豆腐脑白、月盛斋、门框褡裢火烧等等。这些小吃店集中在一起，冠之以“九门小吃”，和昔日的王府成比邻之势，很有代表和象征意味。当从宫廷仿膳到民间小吃都集中在环海一带的方寸之地，以往阶层的区隔被轻易打破，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在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地域界别骤然消失，一切均浓缩在狭小的空间中，色彩斑驳，气象混沌。
新都市文化的魔力就在于能点铁成金，将高雅的与低俗的、大内的与民间的、公共的与私家的、四合院的与大杂院的统统化为民俗的符号，高低贵贱都变成老北京风情之景观。它甚至也能化新时尚为老风俗。例如，有人将现代的会员制西餐馆办到西海一侧的四合院内，也是一绝，因为有了周边的咖啡馆和酒吧作过渡，一切都不显得突兀，倒是增添了一些雅趣。
2.都市野趣
“都市野趣”是作家刘心武在讨论什刹海的空间功能时提出的概念，他希望在北京这个大都市的中心仍然保留一块富于野趣的情调空间，不要被过分嘈杂的商业活动所占领，被喧嚣的消费文化所包围。并认为这里应以享受野趣为旨，最好有禅悟。与作家诗意化的表述相呼应，或者说更加有学术分量的表达，是关于恢复什刹海“湿地生态”和“湿地景观”的建议。有学者认为，原本出于保护和整改愿望的“清淤、修堤、装防护栏”的整治工程，反而毁了什刹海湿地的生态景观，使得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生物链的净化功能被截断，导致了什刹海水质的蜕变。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地恢复原有的生态——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①[17]应当说关于“野趣”和“恢复湿地”的这类呼吁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这比所谓展现“老北京风貌”更有感召力。“老北京风貌”多少是为外来的观光客考虑的，而野趣和生态保护却是生活在大都市居民的生活要求和情感要求，也是都市生活质量高低的一种体现。
似乎是作为一种回应，2004年春上，有人在后海建了野鸭岛。据说在20世纪90年代，湖畔一带就有久违的野鸭归来，为了使它们有栖身之地，在附近工作和生活的市民曲喜圣就做了一个小竹排，供野鸭繁殖和栖息。后来，竹排破旧不堪，面积也太小，2004年在与有关管理部门商量并征得同意后，曲岛主特意建造了一座约80平方米的颇为“豪华”的野鸭岛，不仅是请厂家定做，而且还是玻璃钢材料制作的，可见即便是野趣，也是现代科技产品。说到底，什刹海的野趣，是象征性的，就像前海的荷花或湖中的泛舟。保卫这些野趣，倒是需要人为的努力。在熙熙攘攘的游人和观光客蜂拥而至的时刻，什刹海的规划、整理和维护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每一次整理和维护就会剔除一些野趣。“野”就是不加雕琢、显现本来面目，“野”就是顺其自然，但是今天如果一切顺其自然，不加限制，那么商业浪潮就会顺其自然地吞噬“大自然”。都市发展的逻辑、商业利益和消费文化的推演就会把所有上天的造化变成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的造化。所以今天的“野趣”是人们千方百计保护的结果，也是人为设计的结果。难得社会花费了许多力量，不是去建造什么，而是反对或阻止建造什么。尽管在都市中心保留了这么一个不大的空间，在不大的空间里，有那么一点点野趣，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现实意义，但是必须有这样的象征，这也是都市文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提倡野趣，似乎有悖都市化，然而反都市单一发展逻辑就是新都市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实人们的期待是十分复杂的，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修养和不同的年龄对都市空间有自己的要求，但是有时又在某些方面达成惊人一致的共识。如对野鸭岛的关注就是一例，正是受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影响，自然界的飞禽走兽有了不同以往的意义，否则它们只是人们的下酒菜。也因此，所谓“野趣”也就带有了新的、现代性内容。故而野鸭岛的一度沉没，野鸭的死亡等等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不少媒体也纷纷加以报道，成为都市人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
野鸭岛作为“野趣”虽然只有象征意义，但是在超大都市的中心，这样一个象征太重要了。它寄托着都市人回归自然的一个永远难以实现又不断延续的梦想。
3.休闲生活——老传统加新花样
什刹海的天然空间是生产休闲环境的绝佳场所，无论是传统意义的休闲，还是需要花钱或投资的时尚休闲，都必须有相应的空间作保障。因此保持老北京风貌也好，保留都市野趣也罢，均在新的语境中为休闲提供了外部的物质空间，使得休闲生活的意义空间有其生长的处所。
在新都市文化中，休闲有了不同以往的含义。休闲并非是闲着或休息着，而是要找一些事情来干干，因此“休闲”似乎是一个有特殊含义的动词。例如对整天坐写字楼的人来说，运动或户外活动就是休闲；对整天忙碌奔波的人来说，坐下来喝杯咖啡或茶就是休闲；有的以打高尔夫为休闲，有的以看娱乐大片为休闲，有的以野外远足为休闲。总之，必须寻找一些事情来做，而不是无所事事地待着。
休闲生活的意义空间是由传统的、现代的、习俗的、娱乐的多种文化因素拼贴而建构，它包含着许多成分。关于时尚的走向，前文已经有所分析，由于休闲是新都市文化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休闲必然和时尚相交汇、相融合。休闲往往从时尚中获取更多的意义。按理时尚就应该是现代的和流行的，然而时尚同时也是充满着变数的，时尚的节奏和一定时期的社会心理相关联。此外，休闲所强调的是和庸常的日常生活的区别，不仅是和日常工作相区别，更是和一般而言的日常休息相区分。就今天社会语境而言，休闲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因为在这里，最适宜发挥个体的活力和创造性。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在许多方面受到社会的束缚和限制，他（或她）的活力、想象力、主动精神只有在这一领域里可以得到相对的释放。亦即社会的规范化、同质化过程越深入，休闲生活就越是为人们所关注所重视。
今天，休闲生活的多样化和现代科技手段的发展息息相关。传统的休闲方式，如垂钓，品茗、遛鸟、漫步、对弈、票友聚会等等仍然为人们沿袭。虽然新的人群和新的市场环境总会带来休闲的新花样，如欣赏电子摇滚、看民间录像，但是在后海一带，比较流行而又稳固的休闲生活是老传统加新花样。
以垂钓为例，这项古老的休闲活动绵延至今，人们只是在渔竿渔具上略施小技（当然是现代科技），如渔竿的制材是玻璃纤维或者碳纤维的，坚固又轻盈，可以拔节伸缩，便于携带；垂钓时有专门的辅助支架，可以解放手臂；有结实的渔线，如各种型号和色泽的尼龙线、碳纤维线或陶瓷线等，能甩出很远的距离；有灵便省力的渔线轮，如纺车型的、圆鼓型的、叉式齿型的，渔线轮可以收放自如。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种种方便和选择，在几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特别是夜晚，闪亮的鱼漂浮动，荧光闪动，幽明游弋，不仅使得夜间垂钓成为可能，韵味无限，还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后海的集体歌咏活动也有传统的意味。中老年人唱年轻时熟悉的歌曲，思旧怀古。唱着唱着，也开始唱一些现代流行歌曲，伴奏也由手风琴换成了电子乐器。时尚的风吹拂，使得一切都在改变，正如散步酿成暴走，遛宠物变成了养生。
现代科技手段作为新媒介总是给传统的休闲生活带来些许变化，带来不同以往的感受，这里新科技带来的便利和效率或许是次要的，新鲜感和时代感是主要的。在公众的或露天的场合进行的休闲活动，还往往是一种展示活动（前文说过，休闲是特殊意义的动词），休闲者有意无意在展示自己，展示自己与环境的融洽程度，展示自己的与时俱进、不落伍，展示自己对新事物的适应能力和接受能力。传统的休闲活动以闲适为主，符合人们的生理和心理要求，因此能够得到长久的延续；而新花样、新技术的注入，使之既有了别样的趣味，也涂抹上了时代的色彩，契合都市人的社会群体心理，同时也给休闲活动提供了其他种种正当性理由。
正是消费社会的运作，使得休闲成为一个开放性概念，不断有新的消费方式或名目成为休闲生活的内容。即休闲是一个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的演化，无限扩展的概念。其扩展的逻辑就是不断地开发出新的休闲方式和名目，或者说是“生产”出新的休闲条件和相应的休闲环境来。说到底，休闲文化既是一种经济文化，也是文化经济。都市社会越是膨胀，经济活动越是繁忙，所谓的休闲生活也越名目繁多。
五、媒体的什刹海概念
另外，从媒体和各种渠道的反映，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什刹海一带功能认识的变化，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大环境，会产生各有侧重的见解和建言。当然什刹海地处北京，它理应展现老北京的风貌，否则何来历史文化，何来“时尚”的历史文化。
这里所说的媒体什刹海概念，是指它的形象概念，以区别于其地理概念。什刹海的地理位置很清晰，是指前海、后海和西海，但是什刹海的形象概念就复杂了许多，它可以指环湖一带，也可以指周边地区，2000年以来的媒体报道中，什刹海的概念就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有时它是地理概念，有时则是文化概念，有时是旅游景点概念，有时是指其所发挥的有关社会功能的概念，有时则是以上所有概念的综合。本文在这里是着重分析其形象概念，即大众媒体在塑造什刹海整体形象时，赋予了它怎样的概念内涵。之所以强调“塑造”，是因为短短几年工夫，各种称谓和期待纷至沓来，例如：什刹海是一座文化“博物馆”①[18]、有深厚的“文化底蕴”②[19]、是“得天独厚”的“老北京风情景区”③[20]；是“北京的名片”“北京城内景观的一颗明珠”“北京都城历史文脉中心”、具有天然的“原创性景观”①[21]；“京城最好的旅游之处”“细节最销魂”的酒吧街②[22]；等等等等。这里汇聚了所有最美好、最时尚的形象概念，但是似乎都缺少一个渐进的“自然”的演化期，亦即在短短几年间，百千年来静静流淌的什刹海，变魔术般地被堆砌了各种光彩夺目的头衔。它敞开的自然空间和特有的历史过程的结合，突然之间生发出无数的可能性功能，这些可能性既同时，又并行不悖地运行，这种情状只有在消费社会和新都市文化的语境中才可能出现。然而，消费社会既然是强调消费对象的符号意义，那么大众媒体的用武之地就是不断地制造和完善其意义。本来新都市文化的建构过程离不开大众媒体，它是在和大众媒体互动中逐渐演化和建构的，大众媒体犹如新都市文化的广告，支付广告开支的是大众的眼球。有的经济学家发明了“眼球经济”这一概念，这是从经济学立场出发来定义的，换一个角度看，这就是新都市文化的特性之一。新都市文化必须有大众媒体的参与，因为它不是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的、分散的小农文化，它是由社会集中动员的各种力量结合的产物，大众媒体在动员社会各种力量的过程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各种时尚杂志、各类报刊的时尚和生活版、网络和博客等等无时无刻不在营造某种氛围，如闲适的、浪漫的、典雅的、高品位的、个性化的、物超所值等等。所有这些氛围都是新都市文化所赖以产生的元素和组成部分，什刹海地区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逐步演化，慢慢地改换着自己的面貌。有时人们希望它更多地体现老北京的生活风貌，以满足或排遣怀旧的情怀；有时人们希望它在大都市中心保持自然风光并增添野趣，可获取返璞归真的享受；也有时周边的居民或白领阶层认为它更应该是休闲生活的场所，以调节、舒缓忙碌的、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旋律。当然，所有的关键是什刹海有那么一片自然空间。自然空间某种意义上等同于自由空间，是未被占领的空间，或者说是可以任由各种文化和观念占领的空间，它必然成为消费文化的逐鹿之地。
（完成于2009年）
[1]①转自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第21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①据有关材料记载，前海西街18号的郭沫若故居最初是和珅的花园，后荒芜，同治年间成为恭亲王府的马厩和草料场，后又成为私人宅院，也曾作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的所在地。见赵林著《什刹海》第27页，北京出版社，2005年7月。
[3]①指现在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宋庆龄故居。
[4]②指和珅旧宅，现恭王府。
[5]①[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05页，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①[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46—47页，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
[7]①[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32页，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
[8]②[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五版，第5—6页，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9]①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186—199页，《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9月。
[10]①[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第67页，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11]②马秋：《时尚，悄悄改写博客》，《媒介批评》第二辑，第36页。
[12]①[德]西美尔：《时尚的哲学》，第76页，费勇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9月。
[13]①[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2—3页，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14]①《什刹海研究（三）》，第37页，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研究会编。
[15]①《什刹海的老字号和特色店》，第6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
[16]②同上，第73页。
[17]①杨乃济：《恢复什刹海湿地加诗地的景观生态》，载《什刹海研究（三）》，第117—124页。
[18]①孙晓胜：《银锭桥畔逛胡同 什刹海里赏丝竹》，《新华每日电讯》，2000年7月16日。
[19]②文娟：《什刹海夜航》，《人民政协报》，2000年11月10日。
[20]③王工：《保护什刹海历史文化区》，《人民政协报》，2000年11月13日。
[21]①冉茂金：《什刹海——未来北京人文奥运第一社区》，《中国艺术报》，2004年10月8日。
[22]②薛昌、桑瑞严：《北京酒吧街风姿大比拼》，《华夏时报》，2004年10月22日。